文/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研究主任Roseann Rife
30年前，就在这个星期，中国军队开动坦克，镇压了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场和平抗议活动，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人因此丧命。
在全球争取自由民主的抗争中，发生于1989年6月3至4日的流血事件是当中最为重要的抗议活动之一，却画上了悲剧性的句号。
“坦克人”照片成了最具标志性的反抗象征之一，相中人手无寸铁，仅仅拎着一个白色购物袋站在一列巨型坦克前，一个人勇敢地站出来对抗强大的压迫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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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中国政府吸取了天安门镇压的教训，便会为那些被害者举行纪念仪式，便会向受难者及他们的亲属道歉并提供赔偿，更会将那些对这场悲剧负责的人绳之以法。
但中国政府一直什么也没有做，反而是调整了自己的镇压策略。
1989年，士兵动身穿过街道，涌入挤满了和平活动人士的广场，一路朝人群开枪。
当局随后把那些胆敢发声的人视为“危险人物”，把他们列入通缉名单，追捕他们，并在未经公正审判的情况下把他们关进监狱。另外，中国政府也不让那些为了个人安全而成功逃往海外的人回国，哪怕是为了探望垂危的双亲。
中国警察通过监控网上聊天内容，成了预测群众抗议的专家，除此以外也运用人工智能和面部识别科技进行大规模监控和审查。
今时今日，互联网或许是讨论社会敏感话题的主要渠道，但在中国，这样做的人冒着巨大风险，揭露人权侵犯个案或用社交媒体组织示威活动的网络活动人士遭到拘押或被判长期监禁。
今年1月，“六四天网”创办人黄琦被当局以国家秘密相关的罪名审判，该网站负责报道中国的抗议活动。作为中国日益增长的“网络活动人士”群体中的一员，他虽然仍在等候判决结果，却已被拘押了两年多。此外，10名为该网站撰稿的公民记者目前亦身陷囹圄。
这种“网络镇压”亦以其他形式出现。
一些人在搜索引擎中键入“人权”、“天安门”或“六四”等词汇时，无法访问相关信息。即使只是在网上提及或纪念天安门镇压，都有可能招致严厉报复。
至于另外一些人则犹如生活于警察国家中，如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的人，被当局以无处不在的监控网络及大型基因信息数据库跟踪动向。
多达一百万维吾尔人及其他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仅仅因为和平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并奉行自己的文化，或是联系在海外的家人和朋友，便被拘押在新疆的拘禁营中。
然而，中国政府所做的不止于此。
该国的《网络安全法》要求意欲在该国经营的网络服务提供商对用户实施审查，并搜集用户数据。
外国公司根本无法舍弃这个全球最大的市场之一，因此即使面对国际社会的批评，也似乎难以拒绝遵守这些规定。
12月，谷歌（Google）决定叫停“蜻蜓计划”（Project Dragonfly）。该计划意在中国开发审查版本的搜索引擎，但被《截距》（The Intercept）曝光后，引发了国际社会的谴责，包括谷歌公司员工在内。然而，这一科技巨头仍未彻底排除在未来推出这一应用程式之可能性。
不过，中国政府在网上及现实生活中竭力压制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最终必定一败涂地。
数十年来，中国公民已经证明他们不会退缩。哪怕是在眼下压迫日益加剧的情况下，许多勇敢的人依然准备挺身而出，以和平的方式公开发声。
在网络审查压得人们喘不过气来的情况下，学生、人权活动人士和工人依然勇于上街表达诉求。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所制作的罢工地图显示，中国每天都会发生至少一起抗议活动。
在未来几天里，我们可以预见，任何试图公开悼念那些天安门流血事件受难者的人都会迅速被警察带走。
活动人士陈兵、符海陆、罗富誉和张隽勇因为自制“铭记八酒六四”的白酒标签，以独特的方式纪念天安门事件，在4月被判“寻衅滋事罪”罪成。
那些在1989年6月3至4日失去了孩子的家庭可能会遭到软禁。30年来，他们一直受到当局的监控及骚扰，以图打压他们讨回公道的行动。
这些悲恸的家庭别无他求，只希望得到真相与正义。中国政府理应回应他们的呼吁，对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的军事镇压行动展开公开独立的调查，将那些侵犯人权的人绳之以法，并对受难者家属提供赔偿。
但在此之前，开放公共空间以供讨论和不同声音会是一个好的开始，而立即释放被不公平监禁之人是另一必行之事。
一个国家无论在经济上有多发达、科技上有多先进，若不能首先正视自身的历史，便无法真正前进。
纵然有再多的审查，也无法在历史上抹去1989年6月4日发生的骇人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