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总希望未来有一天，天亮了，我们能再次走到乌鲁木齐中路的那个路口，彼此相认。不知道那一天还要等多久才能到来？
一位白纸运动参与者于一周年之际写下的期待。
编者按：一年前，中国政府严格的新冠隔离政策导致了乌鲁木齐大火悲剧，催生了遍布全国多个城市的白纸运动。人们手举白纸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死难者的悼念以及对疫情管控政策等等的不满。以这场自发的运动迅速蔓延到了海外，成为人们集中表达对新冠防疫政策、当局管治不满的集体记忆一部分。如今，虽然新冠疫情已经结束，人们的生活貌似恢复了正常，但对许多人来说，他们的生活因为疫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邀请了在海内外的六名白纸运动参与者，回顾TA们对抗议活动的感受和对未来的展望。
Nathan — 海外集会参与者，独立杂志《莽莽》成员
Nathan：白纸运动，更准确地说是四通桥抗议后的一系列运动完全改变了我原有的人生轨迹，2022年10月以来，我和伙伴一起张贴声援海报、组织声援集会和烛光晚会，甚至创办了一本独立刊物，做出了许多我都不曾想象过的事情。作为海外华人，一边是无法完全融入的异国环境，另一边是国族主义高涨的中国故土，我在两者的夹缝中悲观沮丧，在审查下觉得孤立无援，不得不隐藏自我。但是社会运动让我和其他人相互看见，我们不再是“失权者”，而可以成为“行动者”，为人权、公理和正义而奋斗，这本身成为了我为之自豪的身份认同，也带来了勇气和动力，让我决定持续参与社会变革。
在白纸运动的浪潮褪去后，我曾有感觉被再次孤立，政权的海外镇压让我长期身处恐惧之中。但是坚持下来的伙伴们历尽艰辛，又重新联结，运动的火种仍将继续发芽。在高强度的审查和封闭之下，中国已经与国际人权叙事和框架脱离久远，古旧的暴力革命叙事成为了人民对社会变革的重要想象，但这并非事实。《世界人权宣言》第一条“人皆生而自由；在尊严及权利上均各平等。人各赋有理性良知，诚应和睦相处，情同手足”。
在我看来，海外白纸运动最珍贵的遗产是交叉性视角的萌芽，政治异见者、女权主义者、LGBTQ群体、劳工运动者、少数族裔，大家都是主流社会的边缘，边缘的力量诞生于彼此看见和包容理解，重视微观的感受经验而非宏大的意识形态叙事。未来的海外活动应当摆脱个人英雄式的抗议和意识形态战争，转而重视社群的建设和维系，与本地的政治议题进行互动、与其他族群交流联结，重建在中国被摧毁的公民社会和组织能力。
廖女士 — 白纸运动海外集会参与者
廖女士：2022年11月27日，我从社交媒体知道当晚伦敦有一场声援白纸运动的活动，地点在中国驻英大使馆。当晚约7点10分，我到达后发现现场有三个地方点了很多蜡烛悼念乌鲁木齐大火死去的同胞。我拿着电子蜡烛，周围很多人也拿着自制的牌子和海报，还有一张张白纸，呼应国内的白纸运动。人越来越多，大使馆门口前面的三条过道上都挤满了人，人群总是一不小心就挤到车道上去了，警察要一遍一遍地提醒我们注意安全，维持秩序忙个不停。现场的演讲和发言一直不间断，口号也一直不停，从人群激昂的声音中真切的感受到他们的愤怒，我也是其中的一员，并且享受这个过程。
这不是我第一次参加抗议中国政府的活动，但在华人范围内，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参加。他们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参加，这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华人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参与活动人把矛头直指习近平和共产党，这是让我非常震撼和欣慰的。我能够感觉到他们参与这种活动的热情，这个国家不能再这样多灾多难下去了。还有就是参与活动的人大部分都是留学生和工作不久的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充满活力，年轻人觉醒才有希望和未来。
我之前参加的活动人数都不多，有时候就只有我自己。 但哪怕只有我自己我也不会放弃，每次形单影只的时候会有那么一点点遗憾，我总是在想，什么时候人才会多一点呀，什么时候人们才会站出来呀？
但我知道的是，如果我们停止了抗议，以后各种伤亡惨重的人祸各种人道灾难一定会不停的重复，这些灾难不是发生在我身上就是发生在你身上TA身上，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不关心社会问题，不参与社会运动，在将来的某一天，社会事件一定会以你我最痛恨的方式来折磨我们。这就是我为什么积极参与活动的原因，也是我愿意接受采访的原因，因为我希望更多的人知道这些并且参与进来，一直抗议，一直努力，直到真正实现自由和民主的那一天为止。
404 — 白纸运动被捕者，目前已旅居海外
404：我公民意识觉醒比较晚，虽然之前一直有默默关注社会事件，但直到2022年的丰县铁链女事件和上海封城，我才慢慢开始从激烈发声到上街抗议。我参与了11.26晚上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抗议，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能在国内聚集起那么多人去为封控的受害者们发声，也第一次在现场目睹了警察对抗议者的种种暴行。
当我因为白纸运动被逮捕后，我的生活被彻底改变，我并没有想过在以后停止我的抗争，虽然我每天都沉浸在未来可能会无法出国的惶恐中，但我也坚定着要在离开中国后更多的投身社会运动。曾经我梦想着毕业后能够进入大企业工作，而现在我的艺术作品都和政治有所关联，并希望以后能为一些人权组织工作。
在我离开中国后，我在现在所处的国家已经参与了两次游行，在未来我还会参与更多。在这里我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自在，能够没有阻碍的去为国内遭受苦难的人们发声。中国大部分的人都只是为自己所遭受的苦难而去维权，而对其他发生在身边的压迫漠不关心。同时在国外，许多有良好条件能够出国的人也不愿意冒风险去为素不相识的人发声。虽然COVID-19时期的封控让人们在白纸运动时聚集在一起，但当封控解除后，很难再有一个原因让这么多人聚集在一起。
不过我相信随着中国的压迫越来越严重，一定会有更多不同阶级的人会一起参与到这场抗争中去。这也是为什么我开始设计与政治有关的艺术作品，我希望通过艺术来使人们更多的关注到他们所未曾关注到的苦难，并号召他们加入改变中国的社会运动。
凯若莱 — 白纸运动海外集会参与者
凯若莱：我的家乡是中国监控审查最严格、同时也是新冠疫情期间封控时间最长的地区之一。随处可见的红色标语，单曲循环的二十四字核心主义价值观，林立在每一个室内公共场所入口处的强制性安检——我的家人们也因长期在这种风声鹤唳的政治环境下生活而秉持着保守的政治立场。
2022年10月12日，鲜少联系我的姥姥向当时正在海外求学的我发来微信：“我们这边疫情很严重，不让出门，不知何时是个头！”我苦恼了很久，很久，输入框的文字打了又删，一句有效的安慰都想不出来。半个月后妈妈才告诉我，就是在这天姥爷的核酸显示异常，之后家人便陆续得了“重感冒”。是的，“重感冒”，她们究竟受到了怎样的监控管理让我的妈妈连“新冠阳性”都自我审查成了“重感冒”？而我甚至都不敢在微信上仔细问她。
10月13日，我在社交媒体上看到了北京四通桥的星星之火，世界各地的中国留学生纷纷在大学张贴海报发出回声。隔日，我如期去学校与导师汇报我的论文进度，一进办公室，我就注意到了她桌上的打印机。在面谈的最后，我向她简单介绍了前一天中国发生了什么。社交媒体上的阵阵涟漪在当下并没有给我带来明显的情绪起伏，但当我看到电子版海报的分享链接时，我还是下载保存在了手机上；在出门去学校前，我还是把一卷透明胶带放在了包里。我虽然有在校园里贴海报的想法和小小的冲动，但实际上我并不知道具体应该怎么做——毕竟在中国，我们从来没有学过如何正确进行政治表达，因为我们根本并不被允许拥有另一个立场。我的导师欣然接受了打印海报的请求，我不确定地说：“那我……先打印两张？”导师带我来到教师专用的影印室，告诉我每张海报她会帮我打印五张，之后协助我把第一张海报贴在了教授办公室的公告板上，还返回办公室捧了一把图钉给我，方便我在学校各处的公告板上张贴。
当我来到教学楼主楼的时候，我喜出望外地发现那里的公告板上已经有了好几张关于四通桥事件的海报，我也默默在繁杂的海报中加入了她们。就这样，我认识了一个又一个在同个校园里贴海报的伙伴。一周后，我们戴着口罩互相依偎着参与到了港人在中国大使馆门口的抗议中。在陌生的粤语音潮下，十来个大陆人聚集在了一起，用普通话共同喊出了四通桥标语上的口号。这时我发现我张不开口，哪怕我的帽子几乎罩住了我的上半张脸，口罩则严丝密合地盖着我的下半张脸，我甚至还躲在举海报的同伴身后——没有人能识别出我的真实身份，可一想到千里之外的家人有可能因为我的一句呼声便陷入麻烦，我迟迟不敢喊出声。
随着普通话的口号声越喊越烈，我仿佛也拾得了一丁点的勇气，小声地跟着重复起口号。周围传来了港人的掌声与叫好声，我身旁一位老爷爷对着我们举起了大拇指：“喊得好！”我的眼泪霎时间喷涌而出，把长久以来一直被噤声的委屈用一声大过一声的口号发泄出来。那次之后我就更加活跃地参与到街头抗议中，结识到了弥足珍贵的“革命姐妹”们。当我和姐妹们走上街去，我的身体感受到了一种以我贫瘠的语言能力无法形容的释放，可能很像是被口罩捂到即将窒息时突然呼吸到了第一口新鲜空气一样。无论是为了自己一个人的诉求还是为了远方的人们的诉求，或许呐喊的那些瞬间可以定义活着的感觉。
抗议也可以是轻松、风趣的。我们曾集结了一群酷儿和女权伙伴们在中国大使馆门口高唱Born this way，拿着喇叭戏谑地问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你们有同性恋吗”。抗议也可以有很多样的形式。比如我就曾在一场去殖民化的酷儿变装表演中看到一位表演者穿着“大白”的服装在吧台上发疯，以表达她对“清零政策”的强烈不满。
但抗议也总是沉重的。在去年年末密集的游行示威活动后，中国各地也开始逐渐解封，我和同伴们则不约而同陷入了一场政治性抑郁。“解封”确实是我们抗议的诉求之一，但国内恢复日常生活标志着我们的成功吗？三年疫情期间，因为非必要的人为磨难而逝去的生命就可以因此一笔勾销了吗？不愿被官方“修正”记忆却还要持续计较的人仿佛就成了闲着没事儿干还要钻牛角尖的傻子。我们也曾在白纸运动的浪潮过后线上讨论过之后是否还有抗议的必要、抗议的方向又该是什么，当时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人能给出一个具体的答案，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停下来修养身心。
还有另一个让女权抗议者和酷儿抗议者糟心的点在于社运内部男性抗议者们的骚扰——我们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阐明女权问题与人权问题不应该有先后顺序；我们厌烦于容忍“老一辈抗议者”在公开演讲时的男言之瘾（mansplain）和性别歧视言论；我们不想在作为女权和酷儿社群的一员进行抗议时被当成“软柿子”，比如在今年“六四”，一位男性诗人看了我们举着的标语后便上前质问我们为什么不摘口罩，还在我们离场后试图尾随（后被当地警察拦下）。或许是因为这些创伤，白纸运动一年后的今天，我身边的伙伴们都默契地没有发起抗议活动的提议。但反抗已经融入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可能我们不一定会为了白纸运动周年而上街抗议，但我们会在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中相遇，一起在公民政治参与和表达的路上蹒跚学步。
我想我大概率无法在我有限的人生中目睹我所想要生活的世界，但这并不妨碍我持续愤怒、习得更多的勇气持续反抗——我也想打破父权式反抗的思维定势，即要冒着生命危险去流血、要去推翻然后成就些什么，公平与正义的理想作为这些抗议者的幌子，他们本质上仍是被权力所迷惑。每个人的处境和力所能及都不一样，实际上不合作、躺平也是在反抗。我还是希望我们都能在这个糟糕的时代给彼此更多力量。
黄意诚 — 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白纸运动的参与者，目前旅居德国
黄意诚：最近，我常常梦见自己身在乌鲁木齐中路的大巴上，右边第二排的位置，模模糊糊地什么也看不清。甚至有时坐大巴时，在眼前也会闪出那时的场景。这是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事情。跟许多其他被捕者交流时，他们常对我说的一个词是“创伤”。毫无疑问，我也时刻面对着这样的创伤。
来到国外后，我搜集了许多白纸运动参与者的证词。尽管整个体制都在强迫我们遗忘，就像我们遗忘过去的种种灾难一般——公私合营、反右、大跃进、大饥荒、文革、六四、计划生育……中国变得太快了，在这瞬息万变的社会中，中国人毫无选择地一层一层地遗忘我们经历过的一切。而另一方面，我又担心自己会变成“祥林嫂”那样的人，人生永远地停留在离开中国的那个时刻，无法再往前走，变成一个“遗民”式的人物。我读到赫塔·米勒的散文集时，她说的一句话给我很大的启发：“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我被伤害得最深的那个时刻。”在德国的日子里，我想搜集这些证词，会成为中国的史料，未来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我始终对历史、对未来充满信心。未来的人们回顾中国的历史时，应该会采用我们的叙事，而不是中国官媒那种左右摇摆、随心所欲篡改历史的叙事。
在我之后，又有一位参加过白纸运动逃到新西兰的张俊杰公开发声。其他的被捕者有些留在了国内，有些来到国外生活。为了家人的安全、回国的机会，没有人出来说话了。我觉得他们的做法也是对的，因为中国变化很快，总是要经常回国看看，才知道当下的真实情形如何。真正的改变，只有可能发生在在地的社群中。
面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强悍、黑暗的国家，我常常感到无力。身为一个“敏感人物”，在海外生活绝非一件轻松的事情。时时刻刻要忧虑自己的安全，远在国内的家人被警察骚扰的消息，时刻牵动着我的心情。在德国夜晚的街道上走路时，我想我知道他们知道我在这里。这种想法使我焦虑、恐慌。
今年4月，曹芷馨和其他4位北京的被捕女生被释放，从此音信全无。维族的女生Kamile Wayit被证实判刑了，其他还有4位藏族女生Delha、Dechen、Dzamkha、Kelsang Drolma可能也被判刑，但无法证实。是否还有人被捕，也无从知晓，中国就像一个信息的黑洞。11月26日和27日在上海各有两大巴的人被抓走，消失在上海的夜色中，那些人后来都去哪儿了？一切都成了一个谜。我总希望未来有一天，天亮了，我们能再次走到乌鲁木齐中路的那个路口，彼此相认。不知道那一天还要等多久才能到来？
Kathy — 白纸运动抗争者《不明白播客》分享者
Kathy：也许有人还记得我，我是录制过《不明白播客》的Kathy。
接通采访电话的时候，我的心情是有些不合时宜的热切。因为已经习惯了孤独和不信任的恐惧太久，我第一次发现那些郁积在我心中的话竟然不是全无出口，感到无比惊异。四通桥事件爆发的那一天夜晚，Instagram上不断更新的内容和图片，一张张海报连起的遥远版图，那种我从不敢想象的共识和热忱淹没了我，但又更加证实了我的孤独——那不仅仅是因为初到异乡而无友，而是长久惯于设防，因为根植于心的身边没有同路人的预期，只擅长保持沉默以自保。所以我最急切地想问，天涯海角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我们走在街上，到底要怎么我才能认出你？
那一阵子的记忆是紧张而模糊的。学校里的海报经历着不断迭代，从一个人的声音到中性笔留下的中文字样的对垒，从对Bridge man的声援到对校方不公正处理方式的指控。第一次张贴有政治主张的海报，第一次走上街头，第一次面对一双双眼睛说出那些曾经只存在于我和朋友间私下的暗语。我竟然是在现在回想时才感到这一桩桩的艰难，因为彼时从无时间去多想，只有每一刻都在被内心的火焰燃烧。我甚至记不清“白纸运动”爆发的那一个时间点了，但我记得学校的公告栏上掀起了再一个小高潮，还有11月27日伦敦中国大使馆前的集会，我第一次见到那么多中国留学生——以那样一种奇异的心情。
乌鲁木齐市的大火，南京传媒学院的白纸，上海乌鲁木齐中路的悼念，第二日警察局门口的“放人”，北京亮马桥的喊话，更多走上街头的人……说实话，这些名词、时间和网络上纷纷的帖子，无数次使我以为刻骨铭心的时刻，现在已经在我脑中模糊成了一片。我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我恐惧。我恐惧回忆起那些无能为力的时刻的痛苦，我恐惧不断受到“我什么也没有做”的愧疚的折磨，我恐惧即便拥有了一些朋友但却更常面对的无人诉说的孤独，我恐惧别人都忘了而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原地，我恐惧我忘记。
我有真实的朋友被警方暴力伤害、带去留置盘问而失联，我有真实的朋友在国内的校园里行动，我有真实的朋友走上北京的街头。因为这些真实的存在，我不敢说自己做了什么。和TA们相比，我怎么好意思自称参与了一场“革命”或者“运动”？时至今日我最大的努力，也不过是在这里煎熬出一些排比句而已。
但我总归还是写了，我想用这个名字再说一点话。因为如果你曾经听见过我，也许时隔一年再次听见，会感到些许安慰——我这么相信，是因为我也一直在从那些被听见之中安慰自己。一年过去了，这个小小的名字竟然有时还会被提起，几经周折的转述被我偶然捕捉，每一次都是过电一般的惊讶与被触动，隐隐的创痛后泛起无限的暖意。是的，我有被听见，我有被记得。虽然短短一年的时间我的心境已经有了莫大的变化，但那个孤独的创洞始终留在那里，而每一次它能得到安慰之时，也都是我最感到力量之时。
为什么我会对“白纸运动”条件反射地想要回避，大概也就是因为它没有得到理应的述说，于是不能结案，心中一直空悬。在最重要的和它相关、和我们相关的那片土地上，众所周知的言论审查使它无法被讨论，新冠政策的突然转向和随之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以超高速贯穿了这一个新年，虽然有人在狱中，可更多人仍是自顾不暇。那些勇敢的义举不能得到公正的对待，一面是正确的集体记忆，一面是习得性的无助，夹在中间抬首四望，难保不会心生出疑窦——那一切到底是真的发生过，还是只存在于我们少数人的幻觉？
我仍是愧疚和无措的，我也仍然恐惧，我还在学习与新的孤独感相处。烈火平静之后，烧伤的痕迹才显露出来。那些散落在天涯的朋友终于得以相识，往往面目也并不同于想象，我们蛰伏在各自的创伤后遗症中太久，没有人真正熟悉该怎样交流，也很少有人预先明白，孤独总是不能因为份数的叠加而彼此慰怀。
不过还有另一重故事，它不因孤独的顽固而止步不前。即便看上去没有差别，北京海淀区的那座立交桥再也回不到过去那一种普通的存在了；而就算失去了路牌的指引，我们也都曾在世界的不同角落走上过乌鲁木齐中路——好在，我们曾站在一起。我们可以交叉验证这一切不是幻觉。就当所有的意义都不作数，至少也还有一样：我们曾听见了彼此的声音。
那是最好的记忆的证言。
以上文本为写作者个人经历和观点，不代表国际特赦组织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