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ebruary 22, 2018俄罗斯3025Views

2017/18年俄罗斯人权报告

February 22, 2018

俄罗斯联邦
国家元首: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
政府首长: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

言论自由、结社自由与和平集会的权利受到进一步限制。人权捍卫者与独立的非政府组织仍遭骚扰和恐吓。报复和自我审查等令文化权利被削弱。宗教少数群体继续面临骚扰和迫害。公正审判的权利经常受到侵犯。酷刑和其他虐待仍持续发生;对拘留场所进行独立监督之机构的工作进一步受到破坏。北高加索地区继续发生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俄罗斯运用否决权,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关于叙利亚的决议。当局没有保护移民和难民的权利。部分形式的家庭暴力被非罪化。同志群体继续面临歧视和暴力;车臣当局通过绑架和实施酷刑与杀戮的协同式行动,打击车臣的男同性恋者。

法律、宪法或体制发展

宪法法院在2月10日裁定,仅仅举行“未经授权的”和平集会在《刑法》第212.1条款之下并不构成刑事犯罪。《刑法》将屡次违反抗议规则的行为定为犯罪。 活动人士伊尔达·达丁(Ildar Dadin)因和平抗议而被判处监禁,2月22日,他的判决按照第212.1条受到审议;最高法院下令将他释放。

7月,该国颁布了一些法规,允许当局剥夺那些已取得俄罗斯公民资格但正“意图”威胁“(俄罗斯)宪法秩序基础”的人。非政府组织批评该法的用词,说有可能被任意应用。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2月,当局颁布了一项法律,让“近亲”犯下只造成痛苦但未导致受伤或失去工作能力的家庭暴力非罪化。此举让主要针对妇女的暴力事件在几个地区增多。

集会自由

全国各地发生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抗议活动。数以百计的和平抗议者、旁观者和记者被捕;许多人遭到残忍、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被长期任意拘押;并受到不公审判,最终要缴付巨额罚款和被“行政拘留” 数天。

3月,至少有97个城镇发生了反腐集会。在不少地方,警方使用不必要和过度的武力驱散和平抗议者。1,600多人被捕,包括至少14名报道抗议活动的记者。许多被捕者因为出于政治动机的指控而面临不公审判,数以百计的人仅因和平行使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而被拘押。反腐败基金会(Anti-Corruption Foundation)在网上对抗议进行直播,受到广泛关注,该组织的14名员工和志愿者在首都莫斯科的办公室被任意拘捕。3月27日和28日,其中12人被判处以“行政拘留”。

自3月26日以来,至少有8名抗议者被刑事定罪,这些人当时在莫斯科、彼得罗扎沃茨克(Petrozavodsk)和伏尔加格勒(Volgograd),为试图保护自己或他人免遭警察暴力而据称进行了暴力犯罪。当局针对更多抗议者提起刑事诉讼;其中一些人面临更多令人怀疑的指控。

许多参加最大规模抗议的人是青少年和年青学生。当局通过学校和大学向他们施压,如利用非正式的警告和开除手段,在有些情况下还威胁挑战未成年示威者父母的监护权。

2月7日,欧洲人权法院对拉什曼金等人诉俄罗斯案(Lashmankin and Others v. Russia)作出裁决,该案涉及23名来自不同区域的申请人。欧洲人权法院裁定,就街头抗议地点、时间和行为方式施加的限制侵犯了他们的集会自由权,而他们无法得到有效补救。这些申请涉及2009至2012年的事件,当时对抗议的限制不如2017年时严格。

结社自由

非政府组织受到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法律影响。再有13家获外国资助的非政府组织被列入司法部的“外国代理人”名单。数十家组织在被关闭后,或者其外国资助或“外国代理人”法律所定义的“政治活动”停止后,从名单中被剔除,让名单上的组织数目在年底时维持85家。然而,受“外国代理人”法律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并不认为这是一项进步,当中包括主要的人权组织。

3月,欧洲人权法院将61家俄罗斯非政府组织针对“外国代理人”法律作出的投诉合并以及向俄罗斯传达,当局在9月提出了意见。该案在年底时仍在欧洲人权法院待决。

6月19日,由于缺乏犯罪的要素,有关人权捍卫者瓦伦蒂娜·车仁瓦申科(Valentina Cherevatenko)“蓄意规避”“外国代理人”法律所规定义务的指控被撤销,该案是首起也是唯一一起同类刑事案件。

另有4家外国组织被宣布为“不受欢迎”,让它们在俄罗斯成为非法组织,为它们工作或支持他们的行为在俄罗斯也属非法。至年底时,共有11家被列为“不受欢迎”的组织。

9至11月期间,非政府组织索瓦中心(SOVA Centre)、安德烈·里尔科夫(Andrey Rylkov)健康和社会正义基金会、独立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Independent Social Research)和社会伙伴关系中心(Centre for Social Partnership)据称因散发“不受欢迎”组织的材料,而被启动行政程序。这些非政府组织没有删除之前提及“不受欢迎”组织的内容和与他们网站的超链接。针对索瓦中心的行政程序因时效届满而终止,其他非政府组织则各被罚款5万卢布(871美元)。

言论自由

大多数媒体仍处于国家实际控制之下,被当局用来抹黑人权捍卫者、政治对手和其他异议声音。在全国各地,支持批评声音的抗议领袖和政治活动人士受到骚扰,面临行政和刑事诉讼,并遭遇亲政府活动人士和“身份不明”人员(据信是安全人员或与他们勾结者)实施的身体暴力。

在进一步打击言论自由的行动中,当局禁止使用匿名工具(anonymizers,隐藏IP地址)和虚拟私人网络,并采取其他新的限制性措施。5月,总统批准了《2017-2030年信息社会发展战略》(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for 2017-2030),其中提到在应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时以“俄罗斯传统精神伦理价值观为重点”。

反极端主义立法进一步扩大,并被任意用于打击受保护的言论。 8月,针对这些法律被用来打压易受歧视的群体成员,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表示担忧,并重申其建议,即立法应对极端主义有明确的法律定义,并废弃“极端主义材料联邦清单”。

艺术表达不时在保守团体的压力下受到限制,因为某些艺术作品被认为冒犯了这些团体的宗教信仰。表演被取消,与之相关的人面临骚扰和暴力。在莫斯科,一些著名的剧院工作人员被提起刑事诉讼,他们的坚定支持者普遍谴责这是出于政治动机。

11月颁布的一项法律允许当局将国外登记和外国出资的媒体机构视作“外国代理人”,从而令这些媒体蒙上污名,并对它们施加严格的报道要求。至年底时,有9家大众媒体机构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

宗教和信仰自由

宗教少数群体继续受到骚扰,包括被查禁、封锁网站,以及出版物被列入“极端主义材料联邦清单”中。

4月20日,最高法院取缔了耶和华见证人的中央组织及其在俄罗斯的所有分支机构。法院裁定,该个由395个地方组织和17万多名追随者组成的团体是“极端主义者”。继续表明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人成员有可能受到刑事起诉和面临最高12年的监禁。

2016年,该国对传教活动引入了限制,有关限制在不加区分的情况下被实施。这包括当局1月在圣彼得堡因为一名瑜伽教练的公开演讲,而试图起诉他,以及在符拉迪沃斯托克(Vladivostok)没收救世军的圣经, 因为这些圣经没有分发组织的正式标志。

博客作者鲁斯兰·苏科洛夫斯基(Ruslan Sokolovsky)因为发布一段显示他在一座大教堂玩《精灵宝可梦GO》游戏的视频,而被控“煽动仇恨”和“冒犯信徒感情”,叶卡捷琳堡一家法院在5月11日判处他3年半的有条件徒刑,上诉后刑期减为2年3个月。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权利
国家促进的、对同志群体的歧视和迫害持续不断,恐同的“宣传法”被积极执行。10月18日,活动人士伊芙多吉亚·罗曼诺娃(Evdokia Romanova)被判犯有“用互联网向未成年人宣传非传统性关系”的行政罪行。她因为于2015和2016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国际组织性与生殖权利青年联盟网站(Youth Coalition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Rights)的链接,而被萨马拉(Samara)的一家法院罚款5万卢布(871美元)。

独立报纸《新报》(Novaya Gazeta)在4月报道,车臣有100多名据信是同性恋的男子遭到绑架,并在秘密监狱遭受酷刑和虐待,有些人被杀。逃脱的幸存者称当局协调实行了一场暴力运动。目击者说,一些被绑架者遭到杀害,一些则被移交给他们的家人,在当地“传统”下进行“荣誉杀人”。

联邦调查机构对这些报告的反应缓慢。尽管联邦监察员为确定和核实有关事实而作出了努力,但联邦调查机构初期长时间的调查未能确认指称具有充分根据,此后亦拒绝开展正式调查。至年底时,据了解当局没有开始任何调查。

北高加索地区

北高加索地区继续传来严重侵犯人权的报告,包括强迫失踪、非法拘押、对被拘者实施酷刑和其他虐待,以及法外处决。车臣局势正进一步恶化。过去针对车臣人权捍卫者发生暴力事件,但行凶者仍不受惩罚。

1月,车臣议会议长马格迈德·达杜夫(Magomed Daudov)通过他的Instagram帐户,对独立在线新闻项目“高加索之结”( Caucasian Knot)的主编格雷戈里·什韦多夫(Grigory Shvedov)发出个人威胁。 4月,《新报》记者因为报道车臣的反同性恋运动,而收到来自车臣的威胁。 莫斯科回声电台(Radio Ekho Moskvy)记者也因声援《新报》记者而收到同类威胁。

《新报》报道,数十人从2016年12月开始遭到非法拘禁,至少27名被俘者在1月26日遭到保安部队的秘密处决。至年底时,据了解没有任何人因这些事件受到调查或被追究责任。

不公审判

独立监督审判的人士称,公正审判权在刑事和行政审理中遭到有系统的侵犯,包括在那些针对和平示威者的案件中。大多数行政审判都极度依赖广受争议的警察报告,以此作为唯一证据。这些审判的结果大多是长时间拘押和巨额罚款。审判往往很快结束;在3月26日的抗议之后,莫斯科的特韦尔斯科伊(Tverskoi)地方法院在17个工作日内审理了476起案件。

8月22日,前圣彼得堡十月地区法院秘书及举报人亚历山大·伊瓦佐夫(Aleksandr Eivazov)因据称“干扰法院工作”而被捕,原因是他拒绝在别人汇编的一次庭审记录上签名并倒填日期。他是法院多起违反法庭程序、司法伦理和侵犯工作者权利行为的见证人,并曾向当局投诉所有违规行为,还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这些信息。据了解,伊瓦佐夫的投诉未得到处理。虽然他患有气喘,但在年底时仍被拘押。

酷刑和其他虐待

有关俄罗斯各地监狱和拘留所发生酷刑和其他虐待的报告仍然持续。运送囚犯的条件构成酷刑和其他虐待,在许多情况下更构成强迫失踪。 一些囚犯乘坐过于拥挤的火车和货车前往偏远的监狱流放地,旅途长达1个月或更长时间,行程中在临时牢房内度过数周,但他们的家属和律师没有就他们的命运和下落得到任何信息。

良心犯伊达尔·达丁在被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时,遭受了强迫失踪1个月;他的下落在1月才为人所知。2016年10月,他在谢格扎(Segezha)监狱流放地提出遭受酷刑的指称,结果被当局转移到另一个监狱流放地。在他转移期间,当局拒绝就他的下落向他的家人和律师提供任何消息,直到他抵达流放地之后。

5月,欧洲人权法院对8名俄罗斯申请人的案件作出裁决,认为监狱机构运送他们的条件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当中包括安娜·罗金斯卡娃(Anna Lozinskaya)和瓦列里·托卡列夫(Valery Tokarev)的案件,他们多次在只有0.3平方米大小的单人车厢中被运送。

作为专门监督拘留场所的独立机制,公共监督委员会(Public Oversight Commissions)的作用和成效进一步受到损害,包括因为资金持续不足的问题。规管委员会成员由公共庭(由国家任命的公民社会组织成员组成的咨询机构)提名的规则已经改变,此举导致一些委员会的成员减少。在有些情况下,由于这实际上让某些人权捍卫者不能成为委员,其独立性受到影响。

有报告称,监狱管理部门任意拒绝独立监督人士前往监狱流放地,这包括公共监督委员会和总统人权理事会成员。

武装冲突 —— 叙利亚

俄罗斯5次运用其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否决权,阻止决议通过,这些决议要求制裁叙利亚生产和使用化学武器,谴责化学武器据报袭击汗谢洪镇(Khan Shaykhun)的事件,呼吁叙利亚政府允许调查人员进入并有权检查任何地点,并延长为确定化学武器袭击者而设立的联合调查机制的任务期限。

难民和移徙者权利

俄罗斯继续将寻求庇护者和难民送回他们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的国家。

莫斯科一家法院在8月1日裁定,乌兹别克斯坦公民和记者库都博迪·诺马托夫(Khudoberdi Nurmatov,也被称为Ali Feruz)违反了俄罗斯的移民法,应该被遣返乌兹别克斯坦。诺马托夫多年前逃离乌兹别克斯坦,以躲避安全部门由于他拒绝充当秘密线人而施加的迫害。根据将同性恋定为犯罪的乌兹别克斯坦法律,他也会受到起诉。在欧洲人权法院决定为诺马托夫提供紧急临时措施之后,莫斯科市法院在8月8日暂停将他驱逐出境,但将他关押在一个为外国人而设的拘留所,在年底时他仍在那里。12月,欧洲人权法院通报了他的申诉。

劳工和其他移徙者仍需在居住地向当地警察登记,才能享有医疗保健和教育的机会。但法规要求房东同意登记,却经常被许多房东所拒绝。

9月,人权捍卫者塔蒂亚娜·科特利亚(Tatiana Kotlyar)被定罪,原因是她以自己的地址虚构登记为167名移徙者的地址,以便他们符合移民条例并获得必要服务。法院判处她罚款15万卢布(2,619美元)。由于这一罪行的时效期限已过,罚款被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