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28日，数以万计香港人上街，争取民主改革。在历时79日的示威活动中，香港的中心主要区域被占据，成为人所共知的雨伞运动。
3年来，香港政府对涉及雨伞运动人士采取日见强硬的姿态。在当局寻求更严厉的刑罚下，学生领袖黄之锋、周永康和罗冠聪因他们在触发雨伞运动的示威活动中所起的作用被定罪，8月分别被判监禁6至8个月。
另有几十名涉及该基本上和平的抗议活动而被捕的示威者仍然在法律夹缝中，不知自己会否被起诉。
4名位处雨伞运动前沿的活动人士在此讲述他们的故事。
杨政贤，25岁，亚洲民主青年网络资源拓展部总监
若说杨政贤全心献身于政治工作，未必太轻描淡写。杨政贤在大学读书时期已参与民主运动，自雨伞运动发生后更与6个本地及国际公民社会组织有联系，继续为香港与亚洲各地争取民主。
“雨伞运动结束3年后，政府依然追究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3人，很明显是试图令年轻一代灭声。”
“近期入狱的年青示威者中，很多是我相识多年的朋友，在学生时代已认识他们，对于他们入狱，我觉得伤心难过，觉得他们是为大家坐牢。他们为了公众利益而抗争，既然大家都有参与运动，为什么只有他们要入狱？”
“我不怕被起诉，雨伞运动前，在准备公民抗命时，学生组织已一再强调参加者必须明白要负的刑事责任。我有心理准备会被指控或判刑，这在我预期之中。”
“警方的粗暴行为、拘捕行动、选择性执法、漫长的法庭程序与不合理判刑，以上种种都对公众造成寒蝉效应。我们现在要更加小心。”
“我所担心的是，如果这些年青活动人士入狱，那由谁来推动改革？组织社运的人一向不多，当局带走一个，就少一分力量。”
蒙兆达，45岁，香港职工会联盟总干事
作为一位资深的活动人士，蒙兆达大半生一直在香港推动劳工权益和民主。他加入雨伞运动是为了推动普选，使工人在政府内有较公平的代表性。
“现时政府基于政治目的提出起诉，旨在阻赫年青活动人士。大家于是开始自我审查，自我约束行动，令政府可以控制社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有些事情我们要坚守，如果退缩，当权者会变本加厉，进一步收窄我们的自由。”
“要打倒这种思维，社会各阶层必须坚守界线。我不会停止组织工潮或示威，但作为组织者，我有责任要告诉参加者行动的法律风险和刑事责任。”
“在雨伞运动发生前，我们都将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视为理所当然。在2014年后，政治气氛持续剧变，从前允许做的事现在已被看作不正常。这感觉就像我们站在原地，但下面的水土流失，我们无法站稳一样。”
梁丽帼，24岁，兼职学生，在香港一间律师事务所担任律师助理
在雨伞运动期间，梁丽帼是其中一位为公众所熟知的主要学生领袖。她现在是法律系兼职学生。
“当律政司决定就黄之锋、罗冠聪、周永康3人的案件申请复核要求加重刑罚时，我是颇为冷静的，最令我不能释怀的是法庭如何处理这起复核案件。”
“这并非以往的模式，但我相信会开启未来的模式。过去，法院的不足也只是没有能力保护示威者，没有保护我们的言论自由与和平集会权利，但这一次法院与政府一起，不合理地限制和压制自由。”
“今后要做大规模的行动会更加困难，因为我们要考虑会否有大规模拘捕行动。我行使权利的空间到底有多少？如果我继续在前线抗争，可能会被政府起诉，然后法院的判决又会被政府用来收紧限制。”
方志信，25岁，香港中文大学助教
戴眼镜、身穿蓝色马球衫的方志信融入香港中文大学。大学毕业后，他退出民主运动的前线。方志信现在将大部分时间花在研究香港的警权问题，一项他认为对香港社运的持续发展极其重要的任务。
“政府想发出一个信息，就是会继续追究示威者，会比以往严厉。我相信核心的活动人士有信念，会坚持。政府的行动会促使一些本来较少参与政治的人走向街头，因为他们的声音被压制。”
“香港社会政治两极化，让中间派空间越来越少，没有出路。民主派与亲中派的冲突会越来越多，走向不同方向。
“雨伞运动是一系列的和平示威活动，数以万计的香港人占领街道，但政府依然拒绝聆听我们的诉求。作为一名活动人士，我们别无选择，必须思考这条争取民主化之路应该如何走下去。”
希望在于人民
在雨伞运动期间经常听到的口号，也是蒙兆达与方志信二人在访问期间引用的 —— “希望在于人民，改变始于抗争”，该口号提醒香港的活动人士要在这前路不明及瞬息万变的时代保持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