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Too尼泊尔,她们说:我不能继续保持沉默

正当好莱坞颁奖季,回想一年前,由 #MeToo 主导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让性骚扰成为全球话题。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丑闻爆发后,电影业是否有所变化,人们拭目以待。

不过, #MeToo 运动的影响范围已远远超越洛杉矶。在聚光灯外,无数了不起的女性对抗着性别歧视、骚扰与暴力行为,在她们追求改变的过程中无惧歧视和污名化。

三名尼泊尔活动人士旁吉塔(Punjita)、拉什米拉(Rashmila)以及阿什米塔(Ashmita)便具有这般不屈不挠的精神。

2018年7月,13岁的女学生尼尔玛拉·潘特(Nirmala Pant)在尼泊尔的坎钱布尔(Kanchanpur) 地区被奸杀。犯此案的人罪行滔天,再加上当局没有对此案进行有效的调查,结果在尼泊尔掀起了抗议浪潮。与此同时,两名女子指控加德满都前市长性骚扰,这鼓励了其他妇女站出来讲述自己的经历。

本文中,旁吉塔、拉什米拉和阿什米塔讲述了就骚扰和暴力行为发声的重要性,并告诉我们为何尼泊尔需要一场 #MeToo 运动。

旁吉塔·普拉丹(Punjita Pradhan):尼泊尔乌塔卡莎(Utkarsha Nepal)组织的联合创始人,为性暴力受害者提供支持

旁吉塔·普拉丹(前排中央)与其他活动人士

“尼尔玛拉被杀事件后发生的抗议活动引发媒体广泛报道,称尼泊尔也出现了自己的 #MeToo 运动。”尽管这与全球运动相呼应,我所处理的某些议题却是尼泊尔这个全世界最贫困的国家所独有的。“例如,尼泊尔有数以千计的儿童在大街上生活和工作,也由于此,他们尤其容易受到性侵犯。这些儿童无法依赖政府的保护。”

案件通常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受害者却要承受终生的耻辱。很多尼泊尔人的典型反应是指责受害者。
 

“尽管尼泊尔制定了打击性别暴力和性骚扰的法律,但报案数寥寥。这些案件通常以庭外和解的方式解决,受害者却要承受终生的耻辱。很多尼泊尔人的典型反应是指责受害者。”

在家庭暴力或性侵犯案件中,加害者本该最少入狱6个月,但现实中,他们通常在一个晚上后便获释。因此,即便受害者报了案,她们在那之后的安全却得不到保障。 

我曾是一名记者,受过警察、军人以及同事的性骚扰,并发现许多妇女都有相同的经历。其中一个朋友对我讲述的经历让我无法忘记。在她所住的社区中,有一名妇女刚刚结婚,这名妇女的姐夫常常摸她。她不想报案,怕这样做会让自己婚姻破裂,也怕会被指责为勾引男人,以致 终身背负耻辱。

许多有抑郁或焦虑情绪的女性一生中至少受过一次性侵犯,很多时甚至是多次性侵犯。
 

“诸如此类的故事促使我辞去记者工作,创办了尼泊尔乌塔卡莎。我们的目标是让大众认识性骚扰和性侵犯的问题,并消除污名化。在尼泊尔,愿意公开谈论这类问题的人寥寥无几。我们争取在学校里促进大家对双方同意及健康的人际关系界限的认识,亦为受害者提供心理咨询、康复指导及法律援助。以我作为辅导员的经验,我发现许多有抑郁或焦虑情绪的女性一生中至少受过一次性侵犯,很多时甚至是多次性侵犯。当正义不彰时,她们的创伤便会延续。”

“重要的是,我们让男性参与这样的讨论,因为受过性侵犯的男性更有可能转而侵犯他人,这便是受害者感到有人听自己说话是很关键的原因之一。”

“最近,我们在培养意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这样的对话开始走向公开,尤其是女性愿意站出来讲述自己被知名男性性骚扰的经历,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11月,一名政府部长召集了5家国家报社的编辑,指示他们不要就政府对于尼尔玛拉·潘特遇害事件做出的回应刊发任何批评。政府仍然不敢谈论这些问题。”

拉什米拉· 普拉贾帕蒂(Rashmila Prajapati)曾于加德满都地方政府任职,现在经营一家非政府组织,致力于打击性暴力,并教妇女和女童如何自卫。

拉什米拉· 普拉贾帕蒂

“2003年10月,我接到了自己的雇主:加德满都市长办公室发来的信,通知我已被辞退,但信里没有任何解释,而我已经在那儿工作了6年。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地方和国家新闻媒体开始刊发文章,称我因为贪污被解雇了。那段时间真难熬。”

(上司)反复暗示,若我和他单独相处,便能获得提拔。
 

“我知道自己被解雇的真正原因。几年前,我三番四次拒绝了上司提出的性要求。他当时反复暗示,若我和他单独相处,便能获得提拔。他曾尝试抓住我的手,并以我不喜欢的方式摸我。我直接对他说这是不可能的,在那不久,他的任期届满。但当他于2003年复职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便是辞退我。”

“当我被解雇时,朋友们建议我采取法律行动,但我不确定自己是否能讨回公道。当时没有反性骚扰的法律,我的骚扰者也有权有势,可以虚构我贪污的‘假证据’,哪怕我是清白的。因此,我沉默了足足15年。”

“然后,在2018年,我在脸书(Facebook)上看到了一则状态消息:一名女记者指控遭到了同一个男人的性骚扰,我知道我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于是,我在脸书上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我想要证明,性骚扰的受害者都可以发声。我的帖子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次日便被各新闻媒体报道了。即使到了那个时候,那些有权有势者依然试图包庇骚扰我的人,并将我说成是骗子。这个被我指控性骚扰的男人当时位居高位,他威胁要起诉我并重启针对我的贪污指控。他现在已经不在其位,但这不仅仅是关于这一个男人的事。尼泊尔有许多的惯性侵犯者,多年来滥用自己的权力和职位,当中包含政客、官员、演员、作家、商人及许许多多其他人。现在是时候揭发他们了。

我们与国际知名的武术家合作,我们的老师都是黑带武者。自卫并非搏斗,而是注入自信。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幸运的。我能拒绝那个男人的要求,是因为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错,我也还有其他的工作 —— 我曾在大学里教书,但我一直在想那些不像我这样有其他选择的女性。因此,我在2012年与其他人共同创立了一家名为赋权尼泊尔女性(Women Empowerment Nepal)的组织,致力于打击性暴力并教妇女和女童如何自卫。

拉什米拉教授自卫

“我们与国际知名的武术家合作,我们的老师都是黑带武者。自卫并非搏斗,而是注入自信。迄今为止,我们已经教了逾3千名妇女和女童。除身体技能外,我们也帮助女性识别危险,并向她们教授有关法律和其自身权利的知识。

尽管我当时没能打倒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公之事,我现在决心对性暴力的问题大力发声,我想要帮助建立一个人人都感到安全和自由的社会。
 

我们的目标是让女性相信,她们能够、也应当保护自己免受性骚扰及性暴力。学员们起初会感到不好意思,但之后却能融入其中!”

阿什米塔·萨普科塔(Ashmita Sapkota)是国际特赦组织尼泊尔分会的一名倡导者,致力于教授该国女性自身所享有的权利。

阿什米塔·萨普科塔

“国际特赦组织尼泊尔分会就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开展倡导活动,亦通过其人权教育项目,以此提升大众对性骚扰及性别暴力的相关意识。

“一些住在大城市的人知道#MeToo运动,但绝大多数身处农村地区的妇女性并不知道这些话题的存在,而后者却是最容易受到骚扰和侵犯的人。

要在尼泊尔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赋权女性。
 

“在尼泊尔,要谈论这些事面临许多挑战。性骚扰的问题不受重视,这意味着,女性对于司法系统不抱什么信心,也不愿意公开谈论这些问题。此外,许多骚扰者有权有势,这让解决问题变得更加困难,也意味着,最终往往是受害者被怪罪和侮辱。”

“最近却出现了一些积极的改变,男男女女公开声援这些发声的勇敢女性,表示与她们团结一致。”

国际特赦组织尼泊尔分会

“然而,要在尼泊尔实现真正的性别平等,我们需要在经济上和社会上赋权女性。我们需要抗衡这个国家视女性次于男性的父权观念,这意味着要同时对男性和女性进行教育。”

“最重要的是,女性在针对这些问题展开的对话中必须走在前方。我们深知歧视造成的问题和抗争,这也是我鼓励尼泊尔女性参与人权运动的原因。这无疑充满了挑战,但哪怕是小小的改变也给了我们希望和满足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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