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度印度人权报告

言论自由选择性地受到保障,当局通过非法限制和平抗议和钳制批评人士的方式压制异议。包括学生、学者、记者和艺术家在内的人权捍卫者常常在未经指控或审判的情况下被任意拘捕。尽管最高法院裁决减轻监狱人满为患的现象以遏制新冠疫情蔓延,当局却仍继续监禁大量批评政府的人士。当局没有充分调查或惩罚种姓、性和性别暴力行为的施害者,并对报告强奸和种姓犯罪的人进行报复。自发组织的治安团体和警察对宗教少数群体实施的谋杀和袭击普遍不受惩罚或问责。当局因应疫情迅速对行动自由施加极端的限制,使成千上万的移徙工人在缺乏足够食物和保护的情况下陷于困境。一些遏制疫情的限制措施也对隐私权构成了威胁。

背景

2019年12月,政府通过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Citizenship (Amendment) Act ),允许来自阿富汗、孟加拉国和巴基斯坦的非正规移民获得印度公民身份,但穆斯林被排除在外。《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歧视性引发了全国性的和平抗议活动,抗议者遭到任意拘捕和羁押,并被普遍妖魔化。

政府遏制新冠的策略包括在通知后很短的时间内实行惩罚性封锁,在分配救济金方面缺乏透明度,威胁隐私,以及妖魔化宗教少数群体。

任意拘捕和羁押

7名人权活动人士因涉嫌在2018年参加了普纳(Pune)市附近皮马科雷冈(Bhima Koregaon)的暴力活动,被印度的主要反恐机构国家调查局 (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拘捕,包括斯坦·斯瓦米神父(Father Stan Swamy)、乔蒂·拉格宏巴·贾格塔普(Jyoti Raghoba Jagtap)、萨加尔·塔提亚郎姆·哥基(Sagar Tatyaram Gorkhe)、拉梅什·梅里达哈·盖克尔(Ramesh Murlidhar Gaichor)、哈尼·巴布(Hany Babu)、盖塔姆·纳拉卡(Gautam Navlakha)和阿南德·特尔图贝德(Anand Teltumbde)。这些被捕者与包括阿迪瓦西(Adivasi)原住民社区在内的边缘群体合作,并对政府的政策提出了批评。政府指控他们违反刑法“对国家发动战争”,并与被取缔的印度共产党(毛派)有联系。

许多被捕的活动人士都是老年人,身体状况不佳。他们被关押在人满为患的监狱中,当中数名囚犯的新冠检测结果呈阳性或死于新冠。7月,在2018年的皮马科雷冈(Bhima Koregaon)案中被捕的80岁诗人瓦拉瓦拉·拉奥(Varavara Rao)在狱中被检测出新冠阳性。然而,法院继续驳回活动人士的保释请求。

至少有9名和平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学生被当局以反恐和煽动法拘捕入狱。许多其他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抗议者受到警察的强烈恐吓和骚扰。与此同时,当局无视《公民身份法修正案》的支持者对抗议《非法行为(预防)法》(Unlawful Activities (Prevention) Act)和《国家安全法》(National Security Act)等严苛反恐法律的人实施的暴力行为和仇恨言论。当时怀孕3个月的研究学者萨芙拉·扎加(Safoora Zargar)和前学生会领袖乌玛尔·哈立德(Umar Khalid)都是被捕者之一。前者后来获得保释。

6月26日,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呼吁印度立即释放因抗议《公民身份法修正案》而被捕的人权捍卫者。但截至年底,大多数人仍被拘押。

12月,北方邦(Uttar Pradesh)警方根据该邦制定的一项关于双方自愿跨信仰婚姻的法律,任意拘捕了10名穆斯林男子,并据称对他们实施了酷刑。这项被右翼民族主义者和主要政界人士称为“爱情圣战”法的立法尚未得到印度议会或邦立法机构的批准。

言论和集会自由

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对言论和集会自由施加了新的限制。3月24日,莫迪总理实行全国性封锁,其中包括根据严苛的《灾害管理法》(Disaster Management Act)实施强制“居家”隔离,该法让政府在灾害状态下享有广泛权力。违反封锁相关措施的人会遭到拘捕和羁押。

在疫情还没爆发之前,集会自由就受到了限制,这包括在和平抗议演变为暴力冲突后,要求平民承担公共财产损失。

在政府取消查谟和克什米尔的特殊地位并将该邦一分为二的一年后,对公民自由的镇压和对通信服务的限制仍在继续。2019年被行政拘留的法鲁克·阿卜杜拉(Farooq Abdullah)、奥马尔·阿卜杜拉(Omar Abdullah)和梅博巴·马夫蒂(Mehbooba Mufti)等政治领导人于2020年获释。然而,联合政府继续压制那些要求问责的人并对媒体实施了严厉封锁。

在克什米尔,至少有18名记者遭到警察的肢体袭击或被传唤到警察局。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出台了一项新的媒体政策,通过审查“反国家活动”的方式,“在媒体上塑造有关政府运作的持续言论”,进一步压制了异议。

10月20日,查谟和克什米尔政府在没有事先通知的情况下关闭了《克什米尔时报》(Kashmir Times)的办公室,原因是该报编辑阿努拉哈·巴辛(Anuradha Bhasin)在最高法院对通讯封锁提出了质疑。国家调查局还突击搜查了公民社会活动人士的办公室和住所,这当中包括胡拉姆·帕维兹(Khurram Parvez)和他的3名合作者,以及广泛报道克什米尔人权侵犯事件的帕尔维娜·阿汉格(Parveena Ahanger)。国家调查局称,这些活动人士为在查谟和克什米尔 “实施分离和分裂活动”筹集资金。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的全国封锁期间,逾50名记者因传播“有误信息”或“假新闻”而被当局依据紧急状态法拘捕或起诉。4月7日,北方邦警方对记者普拉尚特·卡诺加(Prashant Kanojia)提出“第一信息报告”(First Information Report),指控他在社交媒体上对总理莫迪和首席部长约吉·阿迪蒂亚纳特(Yogi Adityanath)发表“令人反感的言论”。不久之后,北方邦警方对每日新闻网站电报网(The Wire)及其编辑西哈斯·瓦拉德拉简(Siddharth Varadarajan)提起了另一份第一信息报告,原因是其报道约吉·阿迪蒂亚纳特在全国封锁宣布后出席了一次公开宗教活动。

9月28日,政府修改了《外国捐款(管理)法》,禁止大型非政府组织将外国捐助者提供的资金转给草根非政府组织。新的修正案还要求所有在《外国捐款(管理)法》下注册的非盈利组织将行政开支限制在捐款的20%以内(之前是50%)。这项修正案或迫使非政府组织削减工作人员,从而可能削弱人权工作。

9月30日,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在政府未经通知冻结其银行账户后,被迫停止运营。该组织被迫解雇了所有工作人员,并暂停了所有倡导和研究工作。此事发生前不久,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发布简报,要求对德里警方和政府在德里骚乱期间以及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实施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问责。

8月,3项关于耕作的法律在没有深入协商的情况下获得议会通过,超过160名农民在有关法律通过后死亡,其死因包括自杀,以及抗议期间心脏病发和遭遇道路事故。11月,在农民朝德里前进对这3项法律进行抗议时,德里警方不加区别地使用水炮,并发射催淚彈,导致抗议者受伤。

不公审判

法院未能及时监督政府对新冠疫情的应对措施,其中以最高法院尤甚。

3月13日,最高法院在还没实行全国封锁之前就宣布,出于公共卫生原因,法院将缩减运营。在3月23日至7月4日期间,最高法院仅受理“极其紧急”的案件,不进行实地审理,而是依靠视频会议设施。

何谓“极度紧急”的案件并没有任何评定标准或定义,这赋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许多涉及严重侵犯人权的重大案件得不到审理或被严重拖延。4月3日,在审理一份保释申请时,孟买高等法院坚称“紧急”一词的含义是主观的,例如,其不适用于那些在等待判决结果时申请保释的人。

最高法院常常损害其公正性和独立性。8月,最高法院以废止了的刑事藐视法律条款判决律师兼人权捍卫者普拉山特·布尚(Prashant Bhushan)有罪。普拉山特·布尚自2014年以来一直在推特(Twitter)上批评法院的运作。

非法袭击和杀害

2月,首都新德里爆发了族群暴力。政府数据显示,有53人在骚乱中丧生,其中大部分是穆斯林,另外还有500余人受伤。

在筹备2月8日的德里立法议会选举的过程中,几名政治领袖针对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者发表了仇恨言论。1月27日,联邦财政部长阿努拉格·塔库尔(Anurag Thakur)在提及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和平静坐活动的中心沙欣·巴格(Shaheen Bagh)的抗议者时,号召民众“枪毙国家的叛徒”。1月28日,执政的印度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议员帕尔维什·维尔马(Parvesh Verma)声称,沙欣·巴格的抗议者会进入公民家中,“强奸你们的姐妹和女儿,并将她们杀死”。在同日的另一场演讲中,他承诺印度人民党在德里的选举中获胜后,“连一座[清真寺]也不会有”。

在这些演讲之后,大学校园里发生了针对反《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抗议者的暴力事件。德里选举后,政治领袖继续发表仇恨言论,随后,德里东北部爆发了广泛的暴力事件。

2月23日,印度人民党领导人卡皮尔·米什拉(Kapil Mishra)在推特上号召人们集会,反对在德里东北部的贾夫夫拉巴德( Jaffrabad)举行、由妇女领导的抗议活动,并敦促人们“防止另一个沙欣·巴格的出现”。在集会上,他警告警方,如果抗议者不撤离现场,会有很严重的后果。在他发表演讲后不久就爆发了族群暴力。

过度使用武力

警察非法使用武力,并实施了其他各种侵犯人权的行为,更滥用法律恐吓人民及以联邦政府的名义压制异议。

在2月德里的族群暴力事件中,德里警员与暴乱者一起投掷石块,对被拘留者施以酷刑,拆除和平抗议场所,并在骚乱者攻击和平抗议者以及破坏公私财产时袖手旁观。当局没有针对这些行为进行独立调查。

随着新冠疫情的发展,警方歧视性地执行封锁限制,此举加剧了有关人权的关切。大部分因为违反封锁指引而被拘押的人属于边缘化社区,例如表列种姓(Scheduled Castes)、表列部落(Scheduled Tribes)、除名部落(De-notified Tribes)、穆斯林或低收入工人。3月,正在返乡途中的移徙工人被北方邦警方强迫带着行李在路上爬行,作为对其违反封锁指引的惩罚。4月18日,在北方邦,穆斯林男子穆罕默德·里兹万(Mohammad Rizwan)在外出购买必需品时被警察用警棍殴打,并于两天后在医院死亡。6月19日,低收入工人贾雅拉吉(J. Jayaraj)和他的儿子贾本尼克斯(J. Bennicks)被泰米尔纳德邦杜蒂戈林县(Thoothukudi)的警察带走问话,原因是他们的小店在封锁期间仍然营业。据称,这两名男子在警察羁押期间被折磨致死。

有罪不罚

警察继续在不受惩罚的情况下非法杀人,其中一些构成了法外处决。7月,在克什米尔,3名苹果园的年轻劳工被印度军队成员非法杀害。《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对克什米尔安保人员使用武力的情况作出了规定,赋予安全部队成员实际豁免权,使他们不因被控实施侵犯人权行为而被起诉。7月发生了另一场法外处决,据称,维卡斯·杜贝伊(Vikas Dubey)被北方邦警方拘捕后,在被押送到坎普尔市(Kanpur)的过程中遭杀害。他的4名同伙也被北方邦警察非法杀害。北方邦警方早些时候在一条推文中声称,自2017年以来,他们在5,178次“警察行动”中杀死了103名“罪犯”,另有1, 859人受伤。“警察行动”是国家行为体常用的委婉用语,据称即法外处决。

涉及仇恨犯罪的行为也未受惩罚,其中包括针对达利特人(Dalits)、阿迪瓦西(原住民)社区及宗教少数群体的暴力行为。9月,一名达利特妇女据称在北方邦哈特勒斯区(Hathras district)被一群占统治地位种姓的男子奸杀,北方邦警方未经其家人同意就将其火化。在全国爆发抗议后,被告人才被拘捕。后来,北方邦警方以犯罪共谋和煽动罪对抗议者录入了“第一信息报告”。

健康与生计权

当局对新冠疫情的处理暴露了公共卫生保健系统的不足,还导致社区卫生工作者和宗教少数群体等缺乏足够社会及经济保障的人在不安全和恶劣的条件下工作。

政府指责穆斯林塔比利吉贾马特(Tablighi Jamaat)少数民族传播新冠病毒,结果,卫生保健设施拒绝向穆斯林开放。2020年4月,医院拒收穆斯林孕妇和癌症患者的事件浮出水面。在3月实行全国封锁后的数月里,社交媒体和WhatsApp群组充斥着对穆斯林进行社会和经济抵制的呼声,同时还有假的新闻报道和其他错误信息。

新冠疫情令公共卫生照护系统不堪重负,但对一线医务人员提供的保护却很少,例如有关安全设备以及医疗和人寿保险等社会保障方面。当中包括在社区工作的人,如经认可的社会卫生活动人士(Accredited Social Health Activist )工作者及环卫工人。

最高法院推迟了对一起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的听证会,该案为因为突然实施封锁而滞留一月有余的移徙工人紧急寻求交通、食物和庇护所。4月7日,许多移徙工人在没有政府资助或公共交通的情况下步行回到遥远的家乡,但印度首席大法官沙拉德·阿尔温德·博布德(S.A. Bobde)在审理请愿书时表示,最高法院“不想干涉政府未来10-15天的决定”。在封锁期间,至少有200名移徙工人在长途跋涉徒步回其他地区或邦的家乡时死于交通事故。5月,在巨大的公众压力下,政府开始为滞留的移徙工人开通专列。然而,许多人在这些列车上因为缺乏食物和水而身亡,包括一名饿死的4岁儿童。

在封锁期间,由于工作岗位流失严重,占印度劳动力四分之三以上的非正规行业的工人面临巨大困难。然而,许多邦中止了原本给予工人的法律保护,诸如有关工作时间的规定、组织工会及享有安全工作条件的权利。

在新冠疫情的封锁措施下,家暴等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增加。怀孕妇女和女童在寻求卫生保健服务时面临更多障碍,孕产妇死亡和发病的风险增加。

隐私权

4月,政府推出了移动应用程序健康之路(Aarogya Setu),据说是为了加快追踪接触者,并确保民众及时获取基本的卫生保健服务和公共卫生信息。当局未说明哪些政府机构可以获取通过该应用程序收集的数据。健康之路的代码未对外开放,这违反了政府自身的政策。尽管电子和信息技术部(Ministry of Electron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坚称,并不强制要求下载这款应用程序,但包括印度机场管理局(Airport Authority of India)在内的众多政府部门和私营企业都强制要求员工安装这一程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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