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亚太地区的人权状况进一步恶化。这是首个受到新冠疫情影响的地区，中国武汉市于2019年12月报告了首起新冠病例。当中国当局训诫对这一新病毒发出警报的卫生工作者时，引发了中国以及亚太地区其他国家人民呼吁各国提高透明度。在这一年中，各国政府多次以疫情为借口压制异见，并对包括接受和传播有关新冠信息的权利在内的言论自由权施加不当限制。
亚太区内多个国家的政府制定了法律和措施，对传播新冠“错误信息”或“虚假信息”的行为加以惩罚。在当局经常滥用权力的国家，这些法律被用来加大现有的镇压力度，特别对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公开辩论和批评政府应对疫情受到严格限制。在亚太地区，众多人权捍卫者、记者、律师和政治反对派成员因为合法表达异见及批评政府，而受到各国政府攻击，包括骚扰、恐吓、威胁、暴力行为和任意拘捕。
为防止疫情进一步蔓延，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封锁措施和其他行动限制。当局往往不允许公共集会，这大大限制了要求政治改革的抗议活动。过去一年，印度、泰国和香港的民众走上街头，反对政府压迫。警方诉诸过度和不必要的武力驱散这些公众集会。
多国政府为了进一步应对新冠疫情，通过了压制性的国家安全法或反恐法，或将其武器化。这些法律巩固了亚太地区一些政府已在行使的权力。在印度，发表和平异见的人受到惩罚，查谟和克什米尔的通信及关键自由继续受到限制；记者和人权捍卫者因涉嫌从事“反国家”的活动受到查问。
虽然亚太地区的死亡人数较之于世界其他地区要少，但疫情对经济造成了毁灭性的影响，并进一步加深了原有的社会裂痕。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受到的影响尤为严重，如移徙工人、难民、生活在贫困中的人、少数民族、宗教少数群体，以及被监禁者。
多国政府为应对新冠疫情的蔓延而制定和实施的政策，反映了现有的歧视妇女的父权规范。封锁措施也让妇女和女童受到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案件数量急剧增加，但亚太地区各国政府并未提供足够的资源来解决这一问题。
该地区的宗教及民族少数群体受到攻击。中国当局继续对新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进行系统性的镇压。在疫情期间，印度的穆斯林遭到攻击，被妖魔化，并无法获得医疗服务。缅甸军方继续逃避针对罗兴亚人所犯罪行的责任。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少数民族成员被武装组织杀害。
与气候变化有关的自然灾害席卷了亚太地区。该地区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例较高的国家没有制定适当的减排目标，以避免气候变化对人权造成最恶劣的影响。
言论自由
在新冠疫情爆发的消息传出后的几天内，该地区数个国家的当局试图压制有关信息，并惩罚了那些批评政府行动的人。中国当局试图在线上和线下控制有关新冠疫情的信息。数百个与该病毒有关的关键词被屏蔽，要求实现获取和传播新冠相关信息权利的网上抗议活动被删除。李文亮医生是在政府披露疫情前试图传播新病毒相关信息的8人之一，他在通知同事穿戴个人防护装备以避免感染后遭到警方的训诫，后来死于新冠病毒。
亚太地区的其他几个国家经常以打击虚假或不准确的信息为名，施加类似的限制，约束人们可以或不可以谈论的新冠相关内容。4月，印尼当局下令警方搜索互联网，打击“骗局传播者”和侮辱政府的人。至少有57人被拘捕。记者、学者、学生和活动人士在网上受到恐吓，包括通过短信发出的身体暴力威胁。在印度和尼泊尔，当局以涉嫌传播有关疫情的“错误信息”或“假新闻”，拘捕或起诉了数十人，当中有许多人是记者。
在严苛的法律下，许多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人（包括记者在内）都受到了惩罚。在斯里兰卡，警方警告称，将对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批评政府应对新冠疫情措施的人采取法律行动。在该声明发布后，多名社交媒体评论员被拘捕。在孟加拉国，近一千人被控违反了该国的《数字安全法》，353人被拘押。首批受到打压的目标是记者穆希乌丁·萨卡尔（Mohiuddin Sarker）和图菲克·印布洛斯·哈立迪（Toufiq Imroz Khalidi），二人均是门户网站的编辑。当局于4月拘捕了他们，原因是他们在报道中指出，指定用于新冠疫情救济工作的资金方面存在腐败问题。在巴基斯坦，当局一再援引《电子犯罪法》，指控或拘捕在网上发表批评意见的记者，指控和拘捕行动还常常伴随着恶毒和有组织的网络攻击。
记者继续因报道政府不喜欢的新闻而面临报复。在缅甸，在少数民族武装反对派团体“若开军”（Arakan Army）被定性为“恐怖组织”后，至少有3名记者因与该团体联系而被根据反恐法和《非法结社法》起诉。在查谟和克什米尔，18名记者因进行报道而被印度警方袭击或传唤。在《克什米尔时报》编辑起诉政府切断该地区的互联网和电话服务后，该报办公室被封。在尼泊尔，政府制定了几项新的法案，对网上和线下的言论自由权构成了威胁。在新加坡，当局在法庭上受到挑战，但仍全年利用《防止网络虚假和操纵法案》来压制政府批评者和独立媒体的言论。在菲律宾，记者玛丽亚·瑞萨（Maria Ressa）和雷纳尔多·桑托斯（Reynaldo Santos）被判犯有“网络诽谤罪”，立法者拒绝对该国最大的独立广播网络之一ABS-CBN延续特许经营权。
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言论自由权尤为重要，当中包括接受和传播信息的权利。各国政府必须充分认识到，针对新冠疫情获得可信、客观和基于证据的信息可以拯救生命。在公共卫生危机期间，记者和媒体可以在提供可靠信息方面发挥关键作用。它们能扮演重要角色，唤起人们对公共利益的关注和维护人权。各国政府不应阻挠这些努力，而是允许、促进和保护该地区有活力而独立的媒体。
人权捍卫者
记者、律师和政治反对派成员等人权捍卫者因合法地支持人权、表达异议及批评政府和腐败的行为，而继续受到攻击、骚扰、恐吓、威胁和杀害。
在中国，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受到骚扰、恐吓、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并被任意和与外界隔绝地羁押。他们还常常被指控犯有“泄露国家秘密”等措辞含糊的罪行。他们经常遭秘密审判，被剥夺了获得律师代理的权利。代理这些人权捍卫者的许多律师被剥夺了行动自由的权利，无法会见他们的当事人及查阅案件材料。
在这一年里，该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试图破坏人权非政府组织的活动，以阻止人权捍卫者继续揭露侵犯人权的行为。柬埔寨当局利用镇压性的《结社和非政府组织法》，将揭露造成环境恶化的人权捍卫者定为非法团体。9月，在印度当局冻结了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的银行账户后，该组织被迫停止了运营。在这一年里，该组织发布了关于2月德里骚乱期间和之后发生侵犯人权行为的报告，骚乱造成5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穆斯林，并有500多人受伤。骚乱发生前，政府官员和议员发表了煽动性讲话，但其在数月后都未得到有效调查，包括有文件证明德里警方共谋并参与了骚乱。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分会还发布了一份关于查谟和克什米尔的报告，记录了该地区在2019年8月被取消特殊地位后发生的侵权行为。
在马来西亚和阿富汗，呼吁关注政府当局腐败行为的人权捍卫者在这一年中面临严峻挑战。反贪污与朋党主义中心（Center to Combat Corruption and Cronyism）的仙蒂娅·加布里埃尔（Cynthia Gabriel）以及范平东（Thomas Fann）和任斯文（Sevan Doraisamy）等人权捍卫者因指出与公职人员有关的腐败丑闻而被马来西亚当局调查。对阿富汗赫尔曼德省（Helmand province）官员提出腐败指控的人权捍卫者因受到政府官员的攻击而受伤住院。此外，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记者和温和的宗教当局受到武装团体的针对性攻击和暗杀。
在菲律宾和印度等国，政府以反恐措施对付人权捍卫者，或给他们贴上“恐怖分子”的标签。菲律宾当局继续把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加上红色标签”（red-tagging），称其为“恐怖分子”或武装共产主义团体的支持者。8月，兰德尔·阿卡尼斯（Randall Echanis）和扎拉·阿尔瓦雷斯（Zara Alvarez）一周内在不同的城市相继被杀。二人均因自身的行动和人权工作而被政府“标记”为“恐怖分子”。在这一年里，印度的主要反恐机构国家调查局（National Investigation Agency）拘捕了多名人权捍卫者，并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室。被捕者中有7名与边缘化群体合作的人权捍卫者，以及9名对歧视性的《公民身份法修正案》提出和平抗议的学生。国家调查局还突袭搜查了克什米尔人权捍卫者胡拉姆·帕维兹（Khurram Parvez）及其3名合作者的办公室和住所。
随着阿富汗冲突进入第20个年头，人权捍卫者据信被属于武装组织的身份不明枪手打伤或杀害，这当中包括阿富汗独立人权委员会（Afghan Independent Human Rights Commission）的两名工作人员，二人在喀布尔的一次汽车袭击中丧生。12月，加尼（Ghani）总统设立了一个保护人权捍卫者的联合委员会，此举被人权组织视为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然而，这似乎是该地区在承诺解决系统性侵犯人权捍卫者的问题方面的唯一发展。
在斯里兰卡，新政府继续镇压包括活动人士、记者、执法人员和律师在内的人权捍卫者。
各国政府必须有效处理各种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暴力行为，这些行为的施害者必须被追究责任。至关重要的是，人权捍卫者能够在无需惧怕惩罚、报复或恐吓的情况下开展工作，使人人都能有效地享有所有人权。
健康权
新冠疫情凸显并加剧了该地区民众在获得医疗保健服务方面的差距和业已存在的社会差距。在朝鲜，由于缺乏医疗用品，促使新兴中产阶级在所谓的“灰市”上获取药品或医疗服务。在巴布亚新几内亚，高贫困率和其他慢性病令新冠感染者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柬埔寨和菲律宾继续开展将吸毒者入罪并在未经指控的情况下任意拘押吸毒者的禁毒运动，导致监狱人满为患，被拘押者的健康权继续受侵犯。在菲律宾，最高法院下令释放8万多名囚犯，以防止新冠病毒在监狱中蔓延。在柬埔寨，当局公布了缓解监狱拥挤问题的计划，但其执行力度有限。
在马来西亚，当局在移徙工人较多的地区进行突击检查，拘捕和拘押了许多移民和难民。多家移民拘押中心爆发新冠疫情，逾600人被感染。
政府必须确保人们在不受歧视的情况下享用卫生设施和服务。
歧视——对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攻击
在整个亚太地区，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继续遭受当局的歧视、暴力及其他形式的迫害。
1月，国际法院下令缅甸政府阻止对罗兴亚人的种族灭绝行为。缅甸当局没有确保对2017年若开邦的军事行动实施问责，是次行动导致70余万罗兴亚人逃往孟加拉国。安全部队继续在反叛乱行动中，对若开邦、钦邦、克钦邦和掸邦的其他少数民族群体实施侵犯人权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
在中国，当局以打击“分裂国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为由，为歧视和迫害藏人以及新疆地区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的行为辩解。中国当局继续在不经审判的情况下任意拘押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裔穆斯林，并对他们进行进行政治教化和强制文化同化。在这一年里，中国政府加强了进入新疆的限制，并继续建立大规模拘禁营。
失踪3年的依明江·赛都力（Iminjan Seydin）于5月现身，在一份明显是胁迫作出的证词中赞扬了中国当局。维吾尔人玛依拉·亚库甫（Mahira Yakub）在保险公司工作，因为给身在澳大利亚的父母寄钱帮助其买房而被控“资助恐怖活动罪”。自2018年3月起被拘押的哈萨克作家那合孜·木哈买提（Nagyz Muhammed）因在十年前左右的哈萨克斯坦独立日与朋友共进晚餐而被当局以“分裂国家罪”秘密定罪。
中国境外的维吾尔人亦面临压力。中国大使馆及代表机构继续骚扰和恐吓那些已离开中国并流亡海外的人。中国的国安人员利用即时通讯软件骚扰海外的维吾尔人，要求他们提供身份证号码、居住地点及其他详细信息。一些人接到国安的电话，要求他们监视散居在外的维吾尔社区。
在内蒙古，新的双语教学政策将一些班级的教学语言从蒙古语改为汉语，引发了民众的抗议。据报道，数百名抗议的学生、家长、教师、孕妇及儿童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而被捕。在抗议活动中发声的维权律师胡宝龙据称被当局以“为境外提供国家秘密“的罪名拘捕。
在一些国家，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冲击，而印度的穆斯林是被进一步边缘化的群体之一。在穆斯林团体塔比利吉贾马特（Tablighi Jamaat）被指控在一次公众集会上传播病毒后，许多穆斯林被拒绝提供医疗服务和基本商品。在社交媒体上，有人呼吁抵制穆斯林企业。在斯里兰卡，当局阻止穆斯林按照宗教仪式埋葬死于新冠的人，并强行将尸体火化。据报道，斯里兰卡政府将该国的穆斯林社区列为疫情的高风险来源，对其进行种族划分。
在阿富汗，自称“伊斯兰国”的武装组织袭击了该国为数不多的锡克教寺庙之一，造成至少25人死亡。该国以什叶派为主的哈扎拉（Hazara）社区也多次遭受武装组织的袭击，包括去年10月喀布尔一所学校发生爆炸，造成30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儿童。
在巴基斯坦，艾哈迈迪耶（Ahmadiyya）社区遭受了袭击、社会和经济抵制，并发生了至少5次有针对性的杀戮事件。在穆斯林圣月穆哈兰姆月（Muharram）期间，仇恨的传教士煽动针对该国什叶派少数民族的暴力行为，对什叶派神职人员提起了近40起亵渎神明的诉讼。7月，巴基斯坦当局屈服于政客、一些媒体和神职人员的压力，停止了在首都伊斯兰堡建造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工程，此举剥夺了该社区的宗教和信仰自由权。巴基斯坦政府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打击强迫印度教和基督教妇女及女孩皈依伊斯兰教的行为。
政府必须确保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人权得到保护。此外，当局必须促进所有少数群体平等地获得医疗卫生服务的机会，并采取措施结束针对他们的系统性歧视。
妇女和女童
新冠疫情凸显并加剧了亚太地区现有的男女不平等问题。政府对疫情的应对措施反映了轻视妇女的重男轻女标准和性别刻板印象。
在女性的工资通常低于男性的非正规行业，成千上万的妇女突然失去了生计，被迫在家中承担更多的照顾责任，如在家教育孩子或照顾生病的亲属。在过去几年里，亚太地区的女性在家中承担的无偿工作量是男性的4倍多。有关数字在疫情期间急剧上升。
疫情期间，妇女也占必要工种工作人员的大多数，当中包括医生、护士、环卫工人和其他工种。在巴基斯坦，5月爆发了针对卫生工作人员的暴力事件，一群女卫生工作者被迫将自己锁在一个房间里自保，因为不满的病人家属破坏了她们工作的医院。
海湾地区的移徙家政工人大多来自亚太地区，在疫情开始时失去了工作，被迫回国。该地区大多数国家的财政刺激方案并没有为这些妇女作出特别规定，诸如社会保障等，以照顾她们的需要。
在亚太地区，许多国家的政府没有将为妇女提供的服务归类为基本且在封锁期间可以继续提供的服务，包括那些旨在支持或协助遭受性暴力或性别暴力的妇女的服务。与施暴伴侣或家庭成员同住的妇女和女童有进一步遭受暴力的风险。在整个亚太地区，家庭暴力和亲密伴侣实施暴力的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在日本，仅4月份就接获了1.3万起案例，比2019年同期增加了29%。
妇女继续遭受厌女者的恶意攻击。在印度尼西亚，数字攻击的目标包括女权主义新闻媒体。一名记者的账户被黑客攻击，并受到攻击者的骚扰，给她发送色情图片和贬低女性的言论。在韩国，随着数字性犯罪的作案者被拘捕，针对妇女和女童的网络暴力变得越发明显，无所不在。作案者敲诈了70余名妇女和女童，让她们分享性剥削的视频和照片，然后通过即时通讯软件传播这些视频和照片。
在柬埔寨，洪森（Hun Sen）首相带头公开攻击妇女的言论自由权，以“传统”和“文化”等武断概念作为管制女性身体和选择的正当理由。1月，他下令警方对脸书（Facebook）上据称穿着“暴露”衣服宣传产品的妇女采取行动。没过几天，一名脸书上的卖家就被拘捕，并被指控为她所穿的衣服制作“色情作品”。6月，柬埔寨对妇女权利的攻击加剧。政府试图将处罚变成法律，将穿着“太短”或“太透”衣服的行为定为犯罪。该法律草案在网上引发了众多妇女和女童的抗议。
在多个国家，暴力侵害妇女的行为和针对这些罪行的有罪不罚现象持续存在。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施行巫术的指控使妇女面临更大的暴力风险。在阿富汗，妇女继续受到歧视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特别是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如果妇女被认为违反了武装团体对伊斯兰法的解释，就会受到暴力“惩罚”。这一年内，阿富汗报告了100多起与暴力对待妇女有关的谋杀案。这些谋杀案显示了政府始终没有对有关的谋杀案进行调查，也未有效解决妇女遭暴力对待的问题。在斐济，一名因犯有强奸罪被判有期徒刑8年的前橄榄球队长在服刑不到一年后获准恢复训练。
在巴基斯坦，一年一度的“国际妇女节”游行不断受到攻击，首先是法院试图禁止游行，然后一个宗教团体于游行当天在伊斯兰堡用石块攻击游行者。不过，警察没有保护抗议者。9月，一名女子在一条国家高速公路上被轮奸，事件引燃全国的怒火，人们要求省最高级警官辞职并对强奸犯施以更严厉的惩罚。12月，政府通过了一项法令，旨在加快强奸案的审判过程，并以强制化学阉割的方式惩罚犯罪者。国际特赦组织担心，若采取强制化学阉割方式，巴基斯坦会违反有关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的国际义务和宪法义务。
在印度和尼泊尔，达利特（Dalit）妇女被强奸的事件引发了愤怒。5月，在尼泊尔的鲁潘德希（Rupandehi）地区，一名12岁的达利特女孩被迫嫁给了据称强奸她的、占统治地位种姓的男子。9月，另一名12岁的达利特女孩在巴章区（Bajhang district）被奸杀，涉嫌强奸她的男子在一个月前另一名14岁女孩的强奸案中避过起诉。同样在9月，一名达利特妇女在印度北方邦（Uttar Pradesh）的哈特勒斯（Hathras）被一群占统治地位种姓的男子强奸并杀害，她的尸体在未经家属同意的情况下被警方火化。在全国爆发要求伸张正义和究责的抗议活动后，被告才被拘捕。
韩国采取了各种措施，意在解决与暴力侵害妇女相关的问题。政府通过了法律，加强保护妇女和女孩免受性剥削和性虐待。国民议会加大了对网络性犯罪的惩罚力度。当局将同意性交的年龄一视同仁地从13岁提高到16岁，并取消了性剥削儿童案的诉讼时效。
各国政府在制定疫情后的应对和复苏措施时，必须优先考虑促进性别平等、消除性别暴力和有害的性别刻板印象。在制定疫情后的应对和复苏计划时，各国政府必须让妇女参与立法、政策和预算决策进程的所有阶段。
没有防止气候变化
亚太地区尤其受到气候危机的影响。2020年，一系列气候冲击影响了该地区民众的人权。超强台风安攀（Amphan）重创印度，孟加拉国、尼泊尔和缅甸遭受大面积洪灾，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澳大利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森林大火，造成居民流离失所和空气污染。
尽管气候危机的影响十分严重，亚太地区对全球排放负有最大责任的国家却没有制定适当的减排目标，以避免气候变化对人权造成最严重的影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化石燃料出口国，澳大利亚并未就2030年制定更进取的减排目标，也未承诺在长远实现净零排放。尽管日本和韩国宣布了2050年的碳中和目标，中国宣布了2060年的碳中和目标，但三国没有证明为了在这一日期之前实现零碳排放而正在采取一切可行的措施，以避免对国内外人民的人权造成重大损害。
各国政府必须立即采取和实施减排目标和战略，保护人权不受气候危机的影响，并确保在公正且符合人权的情况下过渡到零碳经济和构建更有活力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