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il 24, 2020俄罗斯599Views

2019俄罗斯人权报告

April 24, 2020

俄罗斯的人权记录继续恶化,言论、结社与和平集会自由的权利在法律和实践中持续受到限制。试图行使这些权利的人遭到报复,包括受到骚扰,被警察虐待、任意拘捕、被处以巨额罚款,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受到刑事指控及被监禁。当局利用关于“外国代理人”和“不受欢迎”组织的法律,打压人权捍卫者和非政府组织。数以百计的耶和华见证人(Jehovah’s Witnesses)因其信仰而受到迫害;其他弱势的少数群体亦面临歧视和迫害。反恐条款被广泛用于打击全国各地和克里米亚的异见人士。酷刑依然盛行,肇事者逍遥法外的情况亦很普遍。妇女遭受暴力行为的问题仍然无处不在,且未得到充分解决。一项关于家庭暴力的法律草案提交议会后,激起了保守派团体的激烈反对,支持草案者也受到威胁。难民被迫返回他们可能遭受酷刑的地方。

背景

2019年,在弗拉基米尔·普京担任俄罗斯领导人20周年之际,政治紧张局势和社会不满情绪继续发酵,其根源为普遍下降的生活水平,以及民众对于执政的统一俄罗斯党日益增长的不信任。腐败成风、环境问题、城市规划退化和考虑不周,以及人权状况的恶化,这种种于全国各地引发了抗议活动。在莫斯科,当局拒绝让反对派候选人登记参加莫斯科市杜马选举,结果激起了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些抗议活动。

俄罗斯因吞并克里米亚而被暂停了投票权,5年后,该国通过外交妥协重返欧洲委员会议会大会。在俄罗斯人权界,一些人认为这背叛了该委员会的核心价值观,但另一些人则对有机会将俄罗斯继续留在议会大会之内,而且俄罗斯人仍可诉诸欧洲人权法院表示欢迎。俄罗斯寻求进一步与被其占领的克里米亚合并,该国在格鲁吉亚、叙利亚、乌克兰及其他地区持续公开及秘密驻军的做法继续助长人权侵犯行为。

集会自由

由于当局和公众之间的分歧加深,街头抗议活动也日益增加,其中包括对政治事项的抗议,但也有越来越多针对当地经济、社会或环境问题的示威,例如有关垃圾处理,以及更广泛的政治诉求。当局在回应时,往往是拒绝批准公众集会(当局的明确许可仍是法律上的先决条件)、驱散和平集会,以及通过行政及刑事诉讼程序起诉组织者和参加者。政府以此种方式对待抗议者,反而激发了公众前所未有的团结。

7月和8月,逾2,600人在莫斯科的抗议活动中被拘捕,有关的抗议活动一直和平进行,直到警察和国民警卫队采取强制干预行动。尽管有多宗关于警察任意拘捕、过度使用武力和虐待抗议者的报告,但据知无人因而受到调查。其中一些警察暴力的受害者包括偶然经过的围观者,这当中包括慢跑者康斯坦丁·科诺瓦洛夫(Konstantin Konovalov)。他在7月27日的抗议活动开始前就被任意拦下,并被摔到了人行道上。据报,当时一名警察踩断了他的腿。在莫斯科和其他地区被捕的人中,数十人遭到拘押并被处以巨额罚款,另有数人被展开刑事诉讼程序,也是当局所谓的“大规模骚乱”调查的一部分。至少28人因与示威活动有关而被起诉,其中多数人的罪名是“对当局的代表施暴”;在存在重大缺陷的审判之后,16人被定罪,10人被判监禁。

当局在镇压抗议的过程中,恢复了使用《刑法》第212条第1款有关“一再违反举行公众集会的规定”。维亚切斯拉夫·埃戈洛夫(Vyacheslav Egorov)、安德烈·博罗维科夫(Andrey Borovikov)和康斯坦丁·科托夫(Konstantin Kotov)等3名和平抗议者被当局以该法起诉。科托夫被判4年监禁,波罗维科夫被判400小时的强制劳动,而埃戈罗夫在年底时仍在等候审判。

10月,和平活动人士扬·西多洛夫(Yan Sidorov)和维亚切斯拉夫·莫达索夫(Viacheslav Mordasov)因在2017年于俄罗斯南部顿河畔罗斯托夫(Rostov-on-Don)进行了短暂的和平示威,结果在一个管制严格的流放地被判处6年以上监禁。12月,上诉法院维持了这一判决。其同案被告维亚切斯拉夫·沙斯明(Viacheslav Shashmin)则被判3年缓刑

2018年底至2019年初,北高加索印古什首府马加斯(Magas)发生了一系列反对与邻国车臣达成领土和解的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抗议活动和平进行。虽然当局在这段期间容忍抗议活动,但于3月27日驱散了和平的抗议者,结果引发了示威者的零星暴力事件。逾30人因“对当局的代表施暴”而被起诉,其中包括6名被控组织暴力行动的活动人士。

人权捍卫者和结社自由

过去针对人权捍卫者的暴力行为免责免罚的问题普遍存在。有关“外国代理人”和“不受欢迎”组织的压制性法律常常被用于针对人权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及其成员,另外还有刑事指控和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上进行抹黑的运动

10年前,格罗兹尼非政府组织纪念(Memorial)的知名成员纳塔莉亚·埃斯蒂米洛娃(Natalia Estemirova)被绑架并被杀害,但嫌疑犯仍未被绳之以法。 同样地,环境学家安德烈·鲁道夫马卡哈(Andrey Rudomakha )于2017年12月在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Krasnodar)地区被恶意攻击后,肇事者未被查明;2018年10月在印古什绑架并模拟处决国际特赦组织研究员奥列格·科兹洛夫斯基(Oleg Kozlovsky)的人亦未被查明。当局对其中一些罪行的调查在名义上仍在进行。

3月,沙里市法院以显然是捏造的罪名判处纪念组织驻格罗兹尼办公室主任奥尤布·蒂蒂耶夫(Oyub Titiev) 持有毒品,并判处其4年监禁。6月,蒂蒂耶夫获得假释。自他于2018年1月被捕以来,已在狱中度过了刑期的三分之一

5名活动人士因与“不受欢迎”组织“合作”而面临刑事指控。阿纳斯塔西娅·舍甫琴科(Anastasia Shevchenko)于1月21日在顿河畔罗斯托夫被拘捕,并被拘押了两日,之后整整一年在软禁中等候审判。 在克拉斯诺达尔,针对亚娜·安东诺娃(Yana Antonova)的审判于11月开始。 二人均被控与反对派运动开放俄罗斯(Otkrytaya Rossia)有关联,若罪名成立,将面临最高6年的监禁。

10月,克拉斯诺达尔的一家法院判处人权律师米哈伊尔·贝尼亚什(Mikhail Benyash)“对当局代表使用暴力罪”罪名成立,并对其判处罚金60,000卢布(969美元),但由于他在审判前被拘押了两个月,因此罚金被减半。他于2018年9月被便衣警察拘捕和殴打,之后被捏造这一针对他的案件,然而,他对此提出的反诉却一直被忽视。

司法部对数家组织提起了行政诉讼,控其违反了有关“外国代理人”的法律。法院因此而对人权纪念中心(Human Rights Center Memorial)和国际纪念(International Memorial)以及其他一些组织处以一系列重罚,并下令解散争取人权运动(For Human Rights)。生态保卫组织(Ecodefence)负责人亚历山德拉·科罗丽娃(Aleksandra Koroleva)就5起毫无根据的刑事案件被立案,她因此而被迫离开该国并寻求国际保护。

8月,调查委员会开始对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ksey Navalny)的反腐败基金会(Anti-Corruption Foundation)被控涉嫌洗钱的事展开刑事调查。当局以此为借口,搜查该组织在全国各地数以百计支持者和其他反对派活动人士的住所,反腐败基金会的员工及多名活动人士的私人银行账户也被冻结。10月,当局将反腐败基金会列为“外国代理人”。那时,该组织是俄罗斯最为成功的众筹项目之一

再有4家外国组织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组织,包括总部设在布拉格的非政府组织贫困者(People in Need),结果,该类组织的总数增加到19个,也让这些组织本身及任何在俄罗斯与它们有联系的人或机构变得非法。几家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因被编造与“不受欢迎”组织有联系而受到严厉处罚。4月,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北高加索环境观察组织(Environmental Watch for the North Caucasus)因分享此前发表在“不受欢迎”的开放俄罗斯运动网站上的博客链接,于4月被迈科普(Maikop)的一家法院处以罚款。9月,西伯利亚西部巴尔瑙尔(Barnaul)的一家法院对阿尔泰青年记者(Young Journalists of Altai)处以罚款,原因是它们的网站上有“不受欢迎”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已失灵的链接。

言论自由

当局对互联网实施进一步的限制,以及针对网络异议采取新的报复行动,让言论自由权在法律和实践中进一步受到限制。规制言论的法律被适用于国家媒体和当局的方式,与其如何被适用于表达批评或异议者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尽管“煽动仇恨和敌意罪”(《刑法》第282条)有部分已于1月被去犯罪化,但包括第280条(宣传“极端主义”)在内的其他刑法条款却继续被选择性地用来针对异见者。俄罗斯在3月通过了新的法律,根据该法,在互联网上“传播虚假新闻”和“侮辱”国家、国家象征和国家机构已成为行政犯罪,可被处以巨额罚款。在此之后,迅速有多人被起诉,截至12月,已有逾20人被罚款,原因多为批评总统。与之相反,在政府控制的媒体上,政府批评者被抹黑及发布“假新闻”的事已是家常便饭。车臣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Ramzan Kadyrov)公开威胁,要因为“不和与流言杀害、监禁和恐吓”博客作者,但这一行为却未受到任何制裁。

2月,来自俄罗斯西北部普斯科夫(Pskov)的记者斯维特拉娜·普罗科皮耶娃(Svetlana Prokopieva)被提起刑事诉讼,理由是她在2018年10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批评当局与一起针对联邦安全局办公室的自杀式炸弹袭击有关,“为恐怖主义辩护”。6月,达吉斯坦独立报纸《契诺维克》的一名记者阿卜杜勒姆明·加德耶夫(Abdulmumin Gadzhiev)因莫须有的资助恐怖主义指控被拘捕,并在2019年余下的时间里一直处于审前羁押中。 同月,莫斯科警方诬陷调查记者伊万·格鲁诺夫(Ivan Golunov)涉嫌毒品犯罪。记者和公众的反应出乎意料的强烈,结果迫使当局承认伪造证据,并在放弃指控的情况下释放了他。负责拘捕他的警察已被免职,但伊万·格鲁诺夫的法律团队直到年底才获悉针对他们进行的刑事调查。

11月,《俄罗斯主权网络法》(sovereign RuNet)生效,目的是使俄罗斯当局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完全控制互联网路由。12月,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签署了一项新法律。根据该法,传播来自外国媒体或“代理人”信息及接受外国资金的人可能需要登记为“外国代理人”并接受监管。若不遵守规定,最高可被处以500万卢布(约合8万美元)的罚款

宗教和信仰自由

在耶和华见证人于2017年被俄罗斯宣布为“极端主义”组织并被禁后,全国各地有数以百计的信徒因宗教信仰而被起诉。2月,此组织被禁后的首个被拘者因“组织极端主义组织的活动”被判监禁6年。该人是一名丹麦公民,名叫丹尼斯·克里斯坦森(Dennis Christensen),属于俄罗斯中部奥廖尔州的耶和华见证人团体。在5月上诉失败后,他被送往200公里外的库尔斯克(Kursk)地区服刑。在这一年里,至少有另外17名耶和华见证人的信徒被定罪,其中7人被判处监禁刑,还有更多人受到骚扰,包括被强行搜查住所。 一些成员称被讯问期间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的权利

同志(LGBTI)人群受到歧视和骚扰的情况依然无处不在,仇视同性恋者的“同性恋宣传法”(gay propaganda law)多次被用来压制他们的自由言论。针对同志权活动人士的威胁很普遍,行凶者却逍遥法外。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车臣当局在过去几年间绑架、折磨并杀害男同性恋者,但联邦当局一直对此视而不见。5月,一名未能在俄罗斯讨回公道的幸存者马克西姆·拉普诺夫(Maxim Lapunov)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申诉,该法院于11月受理了申诉,并要求俄罗斯当局在4个月之内作出答复。11月,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Komsomolsk-on-Amur)的同志权活动人士尤利娅·茨韦特科娃(Yulia Tsvetkova)被指“制作并传播色情材料”,并因在网上发表其创作的女性生殖器正面人体素描而遭到软禁,这一控罪最高可判6年监禁

反恐怖主义

反恐法律被广泛用于出于政治动机的起诉。3月及5月,位于圣彼得堡和奔萨(Penza)的法院开始对数名被控组织或参加了名为塞特(Set)网络这个“恐怖组织”的男子进行审判。12月,奔萨的控方要求对被告判处6至18年的监禁。维克托·菲林科夫(Viktor Filinkov)和德米特里·皮切林塞夫(Dmitry Pchelintsev)等多名被告称曾遭遇酷刑,其指控可信但却一直被忽视,与此同时,案件本身主要针对政治反对派和活动人士,并建立在强行“逼供”的基础上,此举引发了指控系属捏造的怀疑。另外,别的地区也出现了其他涉及相似问题的案件,包括莫斯科的“新伟大”(Novoe Velichie)案。

11月,顿河畔罗斯托夫的军事法庭判决6名来自被占领克里米亚的良心犯罪名成立,并判处他们7至19年监禁,这当中包括人权捍卫者埃米尔·乌瑟因·库库(Emir-Usein Kuku)。他们被指控为伊扎布特(Hizb ut-Tahrir)的成员,该组织成员于2003年被俄罗斯当局定为“恐怖分子”,但在乌克兰为合法。 在克里米亚,针对该组织成员身份的指控被当地实际上的权力机关广泛用来作为借口,对克里米亚鞑靼族人实施政治报复。在这一年里,至少另有15名被指控为伊扎布特成员的人在俄罗斯被判处了类似的严厉刑罚。

酷刑和其他虐待

拘押场所里的人被施以酷刑和其他形式虐待的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肇事者几乎完全逍遥法外。在俄罗斯各地,涉及酷刑指控的报告数不胜数。12月,努兹纳·波莫希(Nuzhna Pomosch)慈善基金会从调查委员会处获得了有关羁押场所内实施酷刑的统计数据。该委员会的数字显示,2015至2018年间,每年有1,590至1,881起有关监狱官员“滥用职权”的投诉被登记在案,其中仅有1.7%到3.2%的投诉受到调查。

侵害妇女和女童的暴力

多起引人注目的案件反映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特别是家庭暴力。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在整个夏天皆有纠察队和出现快闪行动,以支持安吉利娜(Angelina)、克雷斯蒂娜(Krestina)和玛丽亚·卡查图里安(Maria Khachaturyan)三姐妹。3人于2018年7月被捕,时年分别为17、18和19岁。她们承认在多年遭受系统性的身体、性及心理虐待后,杀害了自己的父亲。对倡导者而言,她们是无数幸存者的缩影,也体现了政府对有关事件的反应为何,例如当局没有保护她们,以及对她们的绝望行径提出严厉指控。6月,当局将最初的指控改为群体谋杀(premeditated killing by a group)这一更严重的控罪,一旦罪名成立最高可判20年监禁。

7月,欧洲人权法院首次在涉及俄罗斯的家庭暴力案件(沃洛丁娜诉俄罗斯)中做出有利于申诉人的裁决,强调俄罗斯“仍旧没有通过法律打击家庭暴力”,并指出现有规定“不足以……为受害者提供充分保护”。欧洲人权法院的一名法官表示,该法院在10月对这一问题(巴索娃诉俄罗斯)做出了第2份裁决,约有100起来自俄罗斯的类似申诉等待答复。10月,司法部向欧洲人权法院发送了一份官方公文,对这个问题在俄罗斯的重要性和规模及其对女性不成比例的影响提出了质疑,认为男性受歧视的问题更严重。

11月,令人期待已久的家庭暴力法案被提交到议会。但是,其草案条款规定的措施远不足以保护处于危险之中的人和幸存者。尽管如此,它还是遭到了俄罗斯东正教会(Russian Orthodox Church)等保守派团体的强烈反对,他们认为这威胁到俄罗斯的“传统价值观”和“家庭观念”。国家杜马成员奥克萨娜·普什基纳(Oksana Pushkina)和律师马里·达维琴(Mari Davtyan)等家庭暴力立法的支持者称受到该法案反对者的威胁。

难民和移徙者

俄罗斯当局继续将需要国际保护的人遣返回他们可能遭受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的地方,其中一些做法构成了秘密引渡。

来自阿塞拜疆的政治流亡者法赫拉季·阿巴索夫(Fakhraddin Abbasov)【或称阿巴索佐达(Aboszoda)】在2008年起便居于俄罗斯。然而,由于阿塞拜疆当局指控他涉嫌反政府罪而提出了引渡请求,导致他从2018年9月开始便处于拘押中。2018年10月,他的庇护申请被内政部拒绝,理由是他已经拥有俄罗斯居留许可,有效期至2019年2月。他对这一决定提出上诉,本应于2月28日出庭,但是却在2月27日被身份不明的执法人员从牢房带往不明地点。结果,审讯被延期。3月1日,阿塞拜疆国家安全局报告说,他们在法赫拉季·阿巴索夫于2月28日抵达巴库国际机场时已将他带走拘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