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不后悔：六四通缉令上的两个人生故事

这是近代史上群众争取自由最具标志性的的时刻之一。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男子孤身一人，双手各提着一个购物袋，大胆地站在一列巨型的坦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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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在相机捕捉了这一刻并将之传送到世界各地之时，他举起了自己的右手，示意坦克停下。就那么一刻，坦克真的停下了。

不过，全世界在之前一日才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却令他这一反抗举动格外瞩目。

1989年6月3至4日的夜晚，中国政府的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残暴镇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

多个星期以来，学生和工人以和平方式呼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但却被军队开枪射杀，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人因而丧命。

无人知晓具体的死亡人数，因为中国当局30年来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人民问当日发生的事，甚至是谈及那天。

在血腥镇压发生的数日后，中国当局发布了21人的通缉名单，因为他们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扮演了组织者角色。

1989年5月1日 王丹在广场上发言。 ©  C.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名单上排行第一的是王丹，他其后在狱中待了6年。

此前在1989年春天，20岁的王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组织有关民主的讨论。

他回忆道：“我在运动中只是众多领袖之一，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被通缉者’名单上排行第一。”

“我们这一代关心政治局势，关心政治前景。我们从未想过政府会派军队对付自己的人民。我们以为他们只是想吓一吓我们。”

当军队于6月3日开枪时，王丹在自己的大学宿舍里。

他回忆道：“我的同学从天安门广场附近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镇压已经开始，有人死了。’ 我试图赶到天安门，但是公安封闭了高速公路。”

“我当时很震惊，有三四天的时间都说不出话来，”王丹回忆说。

朋友帮王丹躲了几个星期，但当局在7月2日追查到他的下落。

王丹在狱中服刑近4年，于1993年获释。他本来可以离开中国，但却选择留下。

“我希望继续抗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死去的人多做一点事，我仍然相信有改变的希望，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一年多以后，王丹再次入狱，但这次，他被重判有期徒刑11年。

他两年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但是必须流亡海外。

“选择离开是个艰难的决定，非常艰难，尤其知道我会见不到家人，但如果我不离开，就要在狱中过活，到时候什么也做不了。”

王丹其后前往哈佛大学及牛津大学就读，于台湾一所大学教授政治学几年后，现在美国生活。

他说：“如果我仍然在中国内地，就什么都做不了。我会被公安跟着，不能跟任何人联系。离开中国，我可以畅所欲言。”

“我对所发生的事永不后悔，为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作出牺牲。我永远不会后悔，这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民主概念触动中国寻常百姓的心灵。”

吕京花也是这张通缉名单上的一员。

她的一生亦在1989年春天永远改写。当时，28岁的她靠在北京的一个小摊上卖服装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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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几天里看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抗议活动后，她决定向他们打听更多有关抗议行动的消息。几天后，她开始给学生送水，最终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她说道：“由于我的声音嘹亮，我自原做播音员。我会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透过扩音器发布最新消息。晚上，我会睡在广场的帐篷里。”

“我非常喜欢那段日子，我很开心，那场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

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坦克进场时，她正在广场上。

“我听见子弹嗖的一声飞过，民众被子弹击中，一个又一个在我身旁倒下。我走呀走，到处闪躲。民众不停大声呼救，呼唤救护车。只是，又有一个人死了。”

不过，那只是她噩梦的开始。

镇压行动后，吕京花被列入通缉名单，她的家人遭到了当局的暴力骚扰。她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北京，留下自己年幼的女儿。

“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决定，但我得保命，所以最终同意离开。

她冒险沿河往上游至一条小船，其后抵达香港，接着飞往纽约。

1993年，吕京花试图回国探望家人：“我下机以后被当局堵住，我看见母亲拖着我的女儿在闸口另一边，但是公安不让我们谈话。”

1994年12月，她的女儿终于能去美国与她团聚，但吕京花被永远禁止返回中国，哪怕是为了出席双亲的葬礼。

但吕京花并不后悔。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这是我们该做的。我当时还年轻，做过一些事。现在我仍然确信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我依然会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奋力抗争。”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当局：

• 公开承认自己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公布受难者名单；
• 对镇压展开公开独立的调查，并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
• 向1989年镇压行动的受难者及其家人提供赔偿；
• 停止骚扰及迫害悼念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或为此公开发声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