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une 4, 2019中国表达自由2559Views

永不后悔:六四通缉令上的两个人生故事

June 4, 2019

这是近代史上群众争取自由最具标志性的的时刻之一。

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附近,一个男子孤身一人,双手各提着一个购物袋,大胆地站在一列巨型的坦克前。

© AP

然后,在相机捕捉了这一刻并将之传送到世界各地之时,他举起了自己的右手,示意坦克停下。就那么一刻,坦克真的停下了。

不过,全世界在之前一日才刚目睹的可怕景象,却令他这一反抗举动格外瞩目。

1989年6月3至4日的夜晚,中国政府的坦克驶入天安门广场,残暴镇压了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

多个星期以来,学生和工人以和平方式呼吁中国实行政治改革,但却被军队开枪射杀,数以百计乃至数以千计的人因而丧命。

无人知晓具体的死亡人数,因为中国当局30年来无所不用其极地阻止人民问当日发生的事,甚至是谈及那天。

在血腥镇压发生的数日后,中国当局发布了21人的通缉名单,因为他们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扮演了组织者角色。

王丹
1989年5月1日 王丹在广场上发言。 ©  C. HENRIETTE/AFP/Getty Images

名单上排行第一的是王丹,他其后在狱中待了6年。

此前在1989年春天,20岁的王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在学校里组织有关民主的讨论。

他回忆道:“我在运动中只是众多领袖之一,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在‘被通缉者’名单上排行第一。”

“我们这一代关心政治局势,关心政治前景。我们从未想过政府会派军队对付自己的人民。我们以为他们只是想吓一吓我们。”

当军队于6月3日开枪时,王丹在自己的大学宿舍里。

他回忆道:“我的同学从天安门广场附近打电话给我,他告诉我说:‘镇压已经开始,有人死了。’ 我试图赶到天安门,但是公安封闭了高速公路。”

“我当时很震惊,有三四天的时间都说不出话来,”王丹回忆说。

朋友帮王丹躲了几个星期,但当局在7月2日追查到他的下落。

王丹在狱中服刑近4年,于1993年获释。他本来可以离开中国,但却选择留下。

“我希望继续抗争,我觉得自己有责任为死去的人多做一点事,我仍然相信有改变的希望,所以我选择留下来。”

一年多以后,王丹再次入狱,但这次,他被重判有期徒刑11年。

他两年后以保外就医的名义获释,但是必须流亡海外。

“选择离开是个艰难的决定,非常艰难,尤其知道我会见不到家人,但如果我不离开,就要在狱中过活,到时候什么也做不了。”

王丹其后前往哈佛大学及牛津大学就读,于台湾一所大学教授政治学几年后,现在美国生活。

他说:“如果我仍然在中国内地,就什么都做不了。我会被公安跟着,不能跟任何人联系。离开中国,我可以畅所欲言。”

“我对所发生的事永不后悔,为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作出牺牲。我永远不会后悔,这是非常重要的启蒙,民主概念触动中国寻常百姓的心灵。”

吕京花也是这张通缉名单上的一员。

她的一生亦在1989年春天永远改写。当时,28岁的她靠在北京的一个小摊上卖服装营生。

吕京花
© private

在好几天里看见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抗议活动后,她决定向他们打听更多有关抗议行动的消息。几天后,她开始给学生送水,最终更加入了他们的行列。

她说道:“由于我的声音嘹亮,我自原做播音员。我会站在天安门广场上,透过扩音器发布最新消息。晚上,我会睡在广场的帐篷里。”

“我非常喜欢那段日子,我很开心,那场运动彻底改写了我的人生。”

但很快,情况急转直下。坦克进场时,她正在广场上。

“我听见子弹嗖的一声飞过,民众被子弹击中,一个又一个在我身旁倒下。我走呀走,到处闪躲。民众不停大声呼救,呼唤救护车。只是,又有一个人死了。”

不过,那只是她噩梦的开始。

镇压行动后,吕京花被列入通缉名单,她的家人遭到了当局的暴力骚扰。她别无选择,只能逃离北京,留下自己年幼的女儿。

“这根本是一个不可能的决定,但我得保命,所以最终同意离开。

她冒险沿河往上游至一条小船,其后抵达香港,接着飞往纽约。

1993年,吕京花试图回国探望家人:“我下机以后被当局堵住,我看见母亲拖着我的女儿在闸口另一边,但是公安不让我们谈话。”

1994年12月,她的女儿终于能去美国与她团聚,但吕京花被永远禁止返回中国,哪怕是为了出席双亲的葬礼。

但吕京花并不后悔。

“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发生过的事,这是我们该做的。我当时还年轻,做过一些事。现在我仍然确信我们做了该做的事,我依然会为中国的人权问题奋力抗争。”

国际特赦组织呼吁中国当局:

  • 公开承认自己犯下的人权侵犯行为,并公布受难者名单;
  • 对镇压展开公开独立的调查,并追究侵犯人权者的责任;
  • 向1989年镇压行动的受难者及其家人提供赔偿;
  • 停止骚扰及迫害悼念1989年天安门抗议活动或为此公开发声的人。

 

 

六四30周年前夕,中国加强打压活动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