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 报告 处决

直到他们处死父亲,我才知道原来这里有死刑

萨莎·雅加维兹卡亚(Sasha Yakavitskaya)是一名29岁的婚礼及时尚造型师,她在父亲被判死刑时,才知道白罗斯仍然有死刑。事实上,白罗斯是整个欧洲和中亚地区唯一一个仍然处决囚犯的国家。在本文中,萨莎分享了自己的痛苦经历,并透露为何现在是改变的时候了……

文/萨莎·雅加维兹卡亚

2016年,我的父亲在白罗斯被判处死刑,10个月后,他就被处决了,但我们在他死后一个月才收到通知,而这在白罗斯极为普遍。

我以往每个月都去监狱探父亲一次,他来见我时被5名狱警押着,双手被绑在一起,也看不到自己会去何处。他来时总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么是来见我或他的律师,要么就是即将被枪决。

他来时总是很紧张,因为他知道自己要么是来见我或律师,要么就是即将被枪决。

狱警会和我们待在一块儿,仔细听我们对话。我们从不谈及他做了些什么或他的案子,而只是聊私事。

我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父亲时的情景,那是2016年11月5日,当时他说:“一切安好,我们的时间充裕,别担心。”但一名狱警嘲讽道:“是,你还有点儿时间,就剩那么一点儿了。”这名狱警很明白地表示我父亲迟早都会被处死,他想要在我在场时压垮我父亲的斗志。可以想象,他们如何在亲人或挚爱不在场时逐一击溃囚犯的意志。

我递给父亲一个包裹,心里想自己下个月还会来。然而,正当我打算再去探他时,我们收到了信,他在我见他那日便被枪决了。我们没有要求取回他的私人物品,因为母亲害怕他们会把父亲的囚衣寄给我们,真可惜,因为他有一些私人照片,我相信他们已把照片扔了或烧了,但其实他们可以把照片还给我们。

审判非常荒诞,更像是一场马戏表演。其中一名证人醉醺醺地出庭,他的证词自相矛盾,就连法官都对此提出了疑问。他说道:“噢,我记不清楚了。”整件案子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证词和证据之上。

在白罗斯,被处决的囚犯的尸体不归还给家人埋葬, 给那些无法让亲人安息的家庭带来极大的痛苦。 ©Amnesty International

支撑我父亲一案的主要论据就是“没有其他人可能犯案”,以及他有刑事案底的事实,法庭并不在乎还有谁有可能犯案。这看来匪夷所思,但这就是实情 —— 结果由我们的政府说了算。

死刑在白罗斯行之已久。据信在前苏联时期,多达25万人被处决并被埋葬在一个名叫库拉帕蒂(Kurapaty)的地方。这或许看似年深岁久,但却在今时今日仍然发生。人被处死,但不会通知任何人,家人根本不知其挚爱被葬在何处。

于我们而言,要接受已发生之事并非易事,因为我们没有埋葬我父亲,也没有见到他的遗体,这感觉就像是他仍在某处,安然无恙。我们计划为他立一座墓碑,我们会一切从简,但这不会阻止我们为他祈祷。这对我的母亲而言更不容易,因为有些人不断跟她说,父亲仍尚在人间。另一些人打电话来说,如果我们给钱的话,他们可以告诉她父亲葬在何处。

极少有人关注白罗斯仍有死刑的问题,因此,我们十分感激诸如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继续令公众关注这一问题,并发起行动呼吁当局对我父亲的死刑判决减刑。

人们对我4岁的女儿指指点点,他们说,她也应该被枪决,不然她长大会成为一样的人。

在他被判处死刑后,在我们那个白罗斯的小镇上,无人与我们谈及此事,但在互联网上,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大家都不明白为何我的母亲和我会支持他。一些人说,我们也应该被枪决或被关进精神病院,人们亦对我4岁的女儿指指点点,这是让我觉得最难受的事。他们说,她也应该被枪决,不然她长大会成为一样的人。

人们常常问,为何我要讲出自己的经历。我不感兴趣,所以不谈论政治问题。我讲述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诉说这如何影响了我们全家。我们一家虽然受到这不幸事件打击,但会继续向前望 —— 我需要如此,尤其是为了我的女儿。我有一份很棒、很有创意的工作,也热爱我的工作。它帮助我治愈创伤,让我从困境中走出来,忘却我们面临的一切困难。

我甚至都不知道白罗斯有死刑,只是在法庭上才首次听说。当公诉人要求判处死刑的时候,我大为震惊,我以为他搞错了,而这便是问题所在。在你亲身经历它之前,你不会去想它。

 本文英文版原刊于 Metro.co.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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