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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处安身:海外维吾尔人控诉中国政府牵头的打压行动

February 21, 2020

无处安身

海外维吾尔人控诉中国政府牵头的打压行动

© 国际特赦组织

大约3年前,中国政府开始在中国西北部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大规模拘押,情况前所未有。

在此期间,据估计约100万或以上的人被羁押在“教育转化中心”或“职业培训中心”内,有关他们在里面受到什么待遇的细节消息也不断流出。然而,到底目前在新疆发生之事的真正规模有多大,性质是怎么样,却仍然不为人知晓。

中国政府最初极力否认拘禁营的存在,但随后开始称这些设施是“职业培训中心”,旨在帮助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摆脱“极端思想”,并为他们提供职业培训,不过,这些人当中居然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商人和退休人员。

中国政府一直拒绝回应国际间要求让独立观察员进入该地区的呼吁,而只是允许其挑选的记者和外交官在当局精心安排下到访当地。与此同时,据信被拘押人士的亲属好友仍然收不到任何消息,不知其亲人身在何处。

2019年底,《纽约时报》、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及17个伙伴组织所报道的泄密文件揭露了中国政府在新疆开展拘押行动的新细节,当中揭露了行动源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4年要求在新疆全面开展“反恐怖、反渗透、反分裂”斗争,以转化新疆人民的思想。文件还显示,陈全国在2016年8月接任新疆党委书记后,下令地方官员“应收尽收”。秘密的行动手册详细说明了应如何管理“教育转化中心”。手冊向官员们讲解了如何告诉孩子们其父母被拘的信息,包括警告他们,若公开谈论被拘押一事会产生怎样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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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屏自纽约时报“新疆文件”报道)

泄秘文件暴露的另一件事,是中国政府针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来自新疆的人的行动已覆盖全球,由中国驻外使领馆负责搜集有关住在其他国家的这些少数民族的信息。在本文介绍的9位当事人讲述经历后,大家可以深深感受到中国政府在追踪这些散居各地的少数民族群体时是如何咄咄逼人的。

海外维吾尔人生活在恐惧之中

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World Uyghur Congress)估计,约有100至160万维吾尔人生活在中国境外,主要散居在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另外有少量的社群生活在其他国家,包括阿富汗、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德国、挪威、俄罗斯、沙特阿拉伯、瑞典、荷兰、土耳其和美国。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是一个维吾尔人流亡社群的联盟,在德国注册。

2018年9月至2019年9月间,国际特赦组织整理了约400名维吾尔人、哈萨克人、乌兹别克人和其他民族的信息,他们在五大洲的22个国家中生活。国际特赦组织通过面对面的访谈,另外还有一份线上问卷,通过可靠的维吾尔族群网络之间不公开的传播,而取得这些人的叙述。他们揭示出这些社群每天都受到骚扰和感到恐惧。这方面的叙述,与之前如维吾尔人权项目(Uyghur Human Rights Project)于2019年8月所记录的,有关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人经历的调查发现相吻合。


Getty Images

散居海外的维吾尔群体通常不太愿意谈论他们在新疆被拘押或失踪的亲人,担心他们自己或其他在新疆的亲人可能会遭到报复。在接受国际特赦组织访问的人中,约三分之二要求将身份保密,称担心当局会报复。

几名在海外居住的维吾尔受访者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新疆地方当局以针对他们的亲属,作为压制海外维吾尔社群活动的方式。一些人表示自己曾被警告,指出若他们不返回新疆,他们的家人就会被拘押,还有,若他们拒绝提供其他生活在其群体的维吾尔人的信息,将无法再见到自己的家人。

结果,维吾尔群体常常生活在恐惧中,不敢谈论新疆的情况,包括不愿分享他们有多了解拘禁营的情况;他们对新疆境内亲人的信息所知有多少;甚至他们是否已经与家乡的亲人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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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警方通过微信联系玉努斯·托乎提时,他还是一名在埃及就读的学生。那时,他被问及何时返回新疆,并被下令提供个人信息,如护照复印件。玉努斯担心自己在埃及不再安全,于是从埃及逃往土耳其,随后抵达荷兰。数月后,新疆警方给玉努斯当时还在土耳其的哥哥打电话。警察通知他如今就站在他父母身边,所以他应该回到新疆。在他看来,这隐隐暗示着他父母的安全受到威胁。玉努斯·托乎提随后与他在新疆的家人失去了联系,也因此担心他们可能被拘押,或发生了更糟糕的事。

中国政府利用即时通讯软件骚扰全球维吾尔人

受访者对国际特赦组织说,他们唯一可以用来与新疆的亲人沟通的工具是微信,但他们知道这一平台并未加密,而且一直受到中国政府的监控。有些人甚至避免用微信进行任何形式的交流,只可以通过亲友在该平台上“朋友圈”发布的更新关注他们。不少人还说,中国当局曾利用社交通讯程序追踪并恐吓他们。

住在法国、德国和伊朗的维吾尔人亦向国际特赦组织指出,中国警方通过微信联系他们,要求他们提供身份证号、居住地、护照照片甚至是配偶的身份信息等。

艾尔肯(化名)是一名住在美国的维吾尔人,他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中国国内的国安人员甚至用WhatsApp联系他。这种通讯软件由于被中国的防火墙屏蔽了,所以只有很少中国人使用。他们给艾尔肯发送了一段他父亲让他与这些人员合作的视频,并告诉他,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们会给他的父母发放护照,并让他们移民美国。他们试图与他打关系,称自己是他父亲的朋友,若他与他们合作的话,便能安排他定期与亲人视频聊天。

艾尔肯问国安人员想要什么,但他们没有做进一步解释。他不再回复,两天后他们也不再联系他。他在2019年8月30日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说:“我依然没有关于我所有家庭成员和亲人的任何消息。”


国际特赦组织

自2018年起,古丽瑞开始经常接到中国总领馆的电话。其中一段录音信息通知她,她需要与一名工作人员谈论她需要提交的一份重要文件。每次,电话另一头的中国人都会问她的姓名、出生日期及其他个人信息。

通过骚扰电话获取个人信息

古丽瑞·艾斯卡尔是一名生活在美国的教师,她的哥哥玉山江是新疆著名的语言学家,曾出版过一本维吾尔语-汉语词典。

自2018年起,古丽瑞开始经常接到中国驻休斯敦总领事馆的电话。其中一段录音信息通知她,她需要与一名工作人员谈论她需要提交的一份重要文件。每次,电话另一头的中国人都会问她的姓名、出生日期及其他个人信息,古丽瑞每次都会拒绝提供和挂断电话。

最后,她与电话那头的男子对质,告诉他自己是美国公民,并不在乎他们的文件。电话不再打来,但她开始接到一家中国邮件递送公司的电话。她不相信家人会从新疆给她寄任何东西,因为他们根本不敢联系她。她听闻这样的事情在维吾尔群体中“相当普遍”,因此怀疑这些电话亦是为了获取她的个人信息 。

2019年初,古丽瑞·艾斯卡尔从朋友处得知,她的哥哥玉山江可能在新疆被拘押了,但她一直无法获悉任何进一步的信息,也无法知道他的情况或下落。

住在蒙特利尔的迪力努尔·艾尼瓦也表示,自从2019年1月抵达加拿大以来,她已多次接到中国大使馆和不明人士的电话。申请了庇护的迪力努尔指出,她不敢按要求去中国大使馆取一份“重要”文件。在她与新疆的亲戚被切断所有联系前,一名可能从新疆警方那儿听闻了一些消息的亲戚曾警告她说,若她不自愿返回新疆,大使馆会“抓”她并把她遣返回去。她因为担心自己和其他在新疆亲戚的安全,所以一直不敢提起父母于2017年4月被拘押的事。

Eldana Abbas 是一名维吾尔活动人士兼口译员,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目前住在澳大利亚。她讲到自己在2018和2019年接到类似电话,由中国驻堪培拉大使馆打来,这些电话让她觉得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受到了威胁。

她说道:“我觉得自己需要提防周围的人和出现在我房子附近的人。”她表示,她见过一些她认为是中国政府情报人员的人和群体,在她和她朋友活动时拍摄她们。


国际特赦组织

“中国警方找我[在新疆]的哥哥要我的电话号码。2014年11月,[中国警方]找到我哥哥,强迫他打电话给我,之后,他们把电话抢过去,对我说我必须提供信息[以监视]在荷兰的其他维吾尔人,否则,他们就会带[走]我哥。”

维吾尔人因发声受到打压

阿布都热依木·艾尼是一名知名的维吾尔活动人士,生活在荷兰。他告诉国际特赦组织自己经常被一些身份不明的人跟踪和恐吓,他认为这些人是中国人。阿布都热依木表示,他过去每周都会自己一人在阿姆斯特丹的水坝广场(Dam Square)附近举行和平示威活动,但自2018年6月开始,他便被拍照和受到威胁。

他说道,有一次在2018年10月的时候,3名中国男子和一名女子出现在他的抗议地点附近,开始对附近的人大喊,说阿布都热依木“散布虚假信息”,因“损害中国的声誉”而“该死”。据报,这些人警告要是他继续下去的话,将会“很快被毁掉”。此外,还有人打电话对他做死亡威胁。

这一群人是否以中国当局的名义行事,还不得而知,但这些对其生命和安全构成的威胁促使阿布都热依木向荷兰警方求助,警方开始在他的抗议地点附近部署一辆警车,并为他提供了一个可供直接联系的号码,以便他在觉得有危险时打电话。

茹鲜·阿巴斯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在她姐姐古丽先于2018年9月在新疆被带走后,她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茹鲜是美国的非营利倡导团体维吾尔运动(Campaign for Uyghurs)的执行主任,这位生活在美国的维吾尔活动人士说道:“我没有哪天不为这种令人发指的暴行发声。”

古丽先是一名退休医生。茹鲜相信,她的姐姐是在她发表了有关维吾尔人在新疆被大规模拘押的演讲的几天后就被带走了。她表示:“这是北京方面的策略,目的是让我保持沉默,并阻止我在美国的合法活动。”

在那之后,茹鲜便一直受到《环球时报》等中国官方媒体的攻击,指责她“分裂国家”和散布有关维吾尔人在新疆被拘押的谣言。

中国政府招募线人所带来的不信任氛围

此外,中国的国安人员积极招募线人,以便对海外维吾尔群体中的其他人实施监控,这种做法也令那些住在海外的维吾尔人倍感压力。由于不知他们当中有哪些人可能会向中国国安人员汇报,以致维吾尔人之间播下了怀疑和不信任的种子,而且,这些种子更生根发芽,进一步加剧了维吾尔人的孤立感和恐惧感。这类情绪充斥在各个角落,使得维吾尔群体加倍感到绝望和沮丧。

 
 
Ismayil Osman 是一名在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目前住在荷兰。他说道:“中国警方找我[在新疆]的哥哥要我的电话号码。2014年11月,[中国警方]找到我哥哥,强迫他打电话给我,之后,他们把电话抢过去,对我说我必须提供信息[以监视]在荷兰的其他维吾尔人,否则,他们就会带[走]我哥。”

同样住在荷兰的木沙江(化名)提到,他有一位现时担任国安的老同学,此人通过微信联系他,要他搜集其他在荷兰生活的维吾尔人的信息,然后发给他。木沙江说,他觉得这个要求太吓人,便卸载了手机里的微信。

各国须保护维吾尔人不被遣返

维吾尔人担心中国当局对他们在海外的行踪了如指掌,原因之一是他们知道他国政府亦受到了中国政府的压力,要把离开中国的维吾尔人遣返回国。例如,2015年,泰国遣返了100多名在该国寻求庇护的维吾尔人;2017年,埃及应中国当局的要求将16名学生驱逐出境,当中包括依力亚斯江·热合曼。海外的维吾尔人担心,一旦他们被遣返,最终将不可避免地被关押在新疆的“教育转化中心”内。对于那些在所待国家等候庇护申请结果的人而言,其中一个压力来源和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害怕会被驱逐出境,尤其是当他们还要担心自己是否被群体其他人监视时。

当中国驻其居住国的外交机构通知这些海外的维吾尔人,他们只有返回新疆才能更新其中国护照时,就更加剧了他们的担忧情绪。而且,这些担心不无道理。一份于近期被泄漏的文件《2号公告》显示,中国使领馆在维吾尔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申请更新中国护照或申请返回中国的签证时,会对他们进行个人筛查。新疆当局根据其从“一体化平台”这个大规模监控系统获得的数据,核查他们的个人资料。倘若当局据此决定“不能排除涉恐嫌疑的”,这些人则有可能被拘捕或被送去“教育培训”。

根据国际法,各国有义务遵守不驱回原则,确保不直接或间接将人遣返回确实存在严重人权侵犯或侵害危险的国家。

自2018年起,德国和瑞典已正式承诺不将维吾尔人或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新疆少数民族驱逐出境。

2019年12月19日,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一项关于维吾尔人在中国处境的决议(2019/2945[RSP]),其中的用词十分强而有力。欧洲议会非常关注中国当局骚扰海外维吾尔人的报道,中国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强迫他们充当线人监视其他维吾尔人、返回新疆或对当地的情况保持沉默,有时候甚至通过拘押他们的家人来达到这个目的。该决议要求欧盟加大力度,保护成员国中的维吾尔居民和欧盟公民免受中国当局的骚扰和恐吓。决议还呼吁中国当局停止包括拘押、司法骚扰和恐吓在内的持续镇压。

2019年12月3日,美国众议院以407票对1票,通过了修订后的《2019年维吾尔法案》(UIGHUR Act of 2019),其中亦提及了中国政府对在美维吾尔人和中国公民的恐吓。

眼下,至关重要的是有维吾尔人居住的所有国家均采取措施,保护他们免于被驱逐回中国的威胁,因为他们可能有被送往新疆拘禁营的风险。


国际特赦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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