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tober 8, 2019哈萨克斯坦歧视261Views

哈萨克斯坦酷儿行动者:“我的动力不是善心,而是愤怒”

October 8, 2019

36岁的詹娜·塞科巴耶娃是哈萨克斯坦的一名女同性恋、双性恋与酷儿(LBQ)活动人士,她因为自己的性倾向与行动被捕、被以轻微流氓罪起诉并受到攻击,但从未绝望或丧失幽默感。通过她的组织,也就是哈萨克斯坦女权团体“Feminita”,詹娜决心保护哈萨克斯坦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酷儿的权利。

文/詹娜·塞科巴耶娃(Zhanar Sekerbayeva),哈萨克斯坦

我们的政府让我愤怒,警察部门让我愤怒,恐同让我愤怒。还好,愤怒成为了我的动力。

 
我不是某天醒来就突然变成了活动人士,而是受到一名老妇人的启发,她因为哈萨克货币坚戈(Tenge)贬值进行抗议,孤身一人站在银行前。她告诉人们货币贬值会如何影响人们的退休金及日常生活,于是我和朋友古尔扎达·塞尔占(Gulzada Serzhan)去广场上和她一起抗议。

许多人加入了我们,但警察很快就到来拘捕了所有人,包括年长者。他们野蛮粗暴,抓住我们在地上拖拽。我开始对发生的事录像,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发酵。当局以为我是抗议活动的领导者之一,我的照片次日出现在了网络媒体上。看到新闻的读者和社交媒体评论人分辨不出我是男人还是女人,这正是让大众注意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与酷儿的关键时机。

和平抗议

那次经历并未阻止我发声或进行和平抗议。去年,我因为公开谴责与月经有关的污名而再次被捕。

詹娜举着这个横幅反对有关月经的污名。

在哈萨克斯坦,我们仍然不能直接称月经为月经,因为禁忌,人们会用红姨妈(Red Aunty)、红色十月(Red October)或红军(Red Army)这类隐讳词汇作为代称。我母亲是一名儿科医生,当我初潮时,她扔给我块布条,却没有告诉我那是什么或如何使用它。或许她太过害羞,没法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但我从未因此责怪过她。在学校里,假如哪个女孩的经血染到了外衣上,人人都会取笑她,她的老师会让她回家。一些人把她们染血的内裤拿到外面埋起来,还有一些人使用不洁的布条,结果损害其生殖器官。

大家有需要采取行动!因此,我加入了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的女权团体“FemPoint”,参加了一场摄影活动,目的是解决有关月经禁忌的问题。我们举着印有标语和图片的手绘横幅,以及涂上红色的卫生巾。在示威活动开展了7天后,我去咖啡厅和另一名女权活动人士见面。我出来时,有7个警察正在等我。他们命令我去警察局,并说若我不去的话,就会诉诸武力。

他们像对一个罪犯一样地对我。在整个受折磨的过程中,我双手颤抖,甚至无法打电话给我的律师,古尔扎达帮我打了电话。幸运的是,我的律师埃曼·乌玛诺娃(Aiman Umarova)有空。我以为在下午6点半之后都没法联络上任何人。查问我的法官问了不同问题,包括:“你结婚了吗?你有小孩吗?你怀孕了吗?如果你受过高等教育,为何参加摄影活动?你有丈夫吗?”

我告诉她说我是已经出柜了的女同性恋,要问我伴侣的情况,而不是丈夫,法官便改了口。尽管那让人很有压力和感到恐惧,但也是很有意思的经历。当我见到有人面临不公的时候,我必须有所行动。

我因为拿着那些照片,而被当局以轻微流氓罪起诉并被定罪和罚款,但从国际特赦组织等机构那儿获得的支持让我感觉自己没那么孤单。

代表同性恋、双性恋及酷儿女性

正如你所看到的,身为同性恋、双性恋、酷儿活动人士及记者,我的工作从来都不乏艰辛。我妈妈不相信事情有变化的可能,她的观念是,公民“不过是纳税人而已,我们不能决定任何事。”在大学里,我们不能选择讨论同志(LGBTI)权利,你得向教授申请许可。

身为同性恋的我知道自己想要代表同性恋、双性恋及酷儿女性。我想要保护我们这个群体、我们这些人,于是古尔扎达和我创立了哈萨克斯坦女权团体“Feminita”。我们的重心是倡导和策略性诉讼。在我们这个社会,同性恋、双性恋和酷儿女性很有戒心,而且被污名化。因此,重要的是,我们通过教育和经验分享解决她们的需求。

这是一个吸取经验教训的过程,自从创立“Feminita”以来,一些朋友表示不愿再见到我,这让我很伤心。我亦面临来自陌生人的挑战,因为男人认为给我发送色情图片并对我的外表指指点点是没有问题的。

但愤怒让我坚持了下来, 当我谈论让我感到愤怒的话题时,我会滔滔不绝。愤怒就是我的姐妹。

带来影响

愤怒对我很有帮助,我们每天都带来影响。就在最近,我们对一条法律细则提出了挑战,其中包含了贬损同志文化的段落。我们写信,并与大使馆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伙伴合作。最终,法律通过时没有包含那条细则。

詹娜·塞科巴耶娃

我们对女同性恋、双性恋和酷儿的需求进行评估,但这不容易,我们常常得在公园或阴暗的小巷子里见面,有些女性帮助我们,也有一些不想与我们接触。通过研究,我们证实了我们的社会中有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酷儿,现在是时候大家直面这一事实了。我们发现女性最需要的是友好的伙伴,包括律师和医学专业人士。她们想去提供资源的中心,也需要接触人权组织的途径。

我的同事和我自2017年起便尝试将“Feminita”注册为合法机构,但我们的申请多次遭到拒绝。他们总是找各种理由,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准备好,或是我们违反了什么。受过教育又勇敢的同志活动人士怎会违反国家的法律呢?恰恰相反,我们推动保护人权。无论政府是否想要,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及酷儿女性的权利都是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不希望Feminita只是一个草根机构,而是想要创办一个智库,开展自己的研究。大家的支持让我们取得了目前这些成就,只有我们携手共进,才能在抗争中取得胜利,因此我们会继续下去!

我在年轻的时候梦想成为一名警探,想要找出罪犯,帮助别人。我父亲拥有一个家庭图书馆,我读过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和阿瑟·柯南·道尔(Arthur Conan Doyle)的所有小说。现在,我庆幸自己没有走上那条路,我有可能是一名女警,在和平集会上逮捕人。对我来说,成为一名女性人权捍卫者更加重要,即便这让我成了哈萨克当局眼中的“流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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