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nuary 30, 2020中国年度报告2928Views

2019年度中国人权报告

January 30, 2020

中国的人权状况依旧,当局继续系统性地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司法体系仍然充斥着不公审判,以及人员在羁押期间被施以酷刑及其他虐待的问题。中国政府仍广泛使用死刑,并将涉及死刑的信息列为国家机密。

以“反分裂国家”或“反恐”的幌子进行的镇压活动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及藏族聚居区(西藏)尤为严重。当局对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进行侵扰性监控、任意羁押及强制教化。

同志群体在社会上普遍受到歧视和污名化。由于医疗卫生服务不足,他们冒着巨大的风险接受不受管制及不当的性别确认医疗程序。他们也被实施“转化治疗”以致其权利受到侵犯。

政府继续恐吓、骚扰并起诉人权捍卫者和独立的非政府组织,包括突袭他们的住所和办公室。人权捍卫者的家属受到警察的监视、骚扰和拘押,其行动自由亦受到限制。

尽管中国的人权状况出现重大倒退,但在环境保护方面却取得了一些进展,包括关闭和升级造成污染的工厂,以及通过新的限制性措施来解决排放问题。根据绿色和平东南亚分部与IQAir AirVisual提供的数据,北京已不再是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0个城市之一。

司法制度

2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法律体系应当在中国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下。执法和司法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到共产党控制。中国政府将任意和秘密拘押合法化,如“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和留置这种法外拘留制度。这些程序让一个人可长时间被羁押,期间无法与外界联系,因此增加了其遭受酷刑、其他形式的虐待及“逼供”的风险。仅在2月至5月期间,联合国强迫或非自愿失踪问题工作组已就中国20起强迫失踪个案要求提供资料。中国在2月开始实施的一项新规定增加了执法和国安机关的权力,让警察不需要为执行职务期间可能对个人或组织的财产或利益造成的损害承担法律责任。

言论自由——互联网

政府加强了对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权的限制。当局严格审查所有媒体,包括印刷媒体和网络游戏等。在私营科技及互联网公司的帮助下,政府官员掌握了如何使用面部识别、实名登记系统和大数据,令民众无差别地受到大规模监控与控制。7月,一项关于中国社会信用体系的条例草案出台,建议对人们传播“违反社会道德”或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信息之行为进行处罚。1月,中国用户报告称,他们因在推特(Twitter)这个官方禁止使用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活跃,而受到威胁、拘押或警告。中国政府亦通过对海外服务器、网站和其认为有问题的通讯软件发动恶意程式及拒绝服务攻击,扩大其对网络空间的控制至“防火墙”之外。

宗教和信仰自由

随着总理李克强在3月召开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重申中国推进“宗教中国化”,北京当局继续加强对基督徒和穆斯林的控制。不少佛教和道教的寺庙与雕像以及清真寺和教堂在政府的命令下被破坏或摧毁。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监禁不受共产党承认的宗教领袖。12月30日,成都秋雨圣约教会牧师王怡被当局以“非法经营罪”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9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尽管政府声称最终会逐步废止所谓的“职业培训中心”,亦即“教育转化中心”,但有关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以穆斯林为主的少数民族在新疆被拘押的报道仍不断传出。从2017年初起,在新疆政府颁布了一项所谓“去极端化”的规定后,估计有多达100万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和其他少数民族被送进了这些拘禁营中。 许多宗教人士、知识分子和学者仅仅因为行使信仰和言论自由的权利,而被拘押在新疆,其中包括在2014年被判处无期徒刑的维吾尔经济学家、作家兼教授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以及在2017年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的新疆大学前校长塔西甫拉提·特依拜(Tashpolat Teyip),二人均被控“分裂国家罪”。

3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表示,其办公室试图与中国政府接触,以便“展开全面的访问,对持续有报道指中国广泛出现强迫失踪和任意拘押的事件进行独立评估,尤其是在新疆。”

7月,25个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了关于新疆问题的联合声明9月,国际特赦组织与另外4个人权组织向联合国秘书长发表联名信,敦促联合国加紧对中国政府施压,令其停止在新疆实施大规模拘押行动。

11月,《纽约时报》及国际调查记者同盟(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披露了两份由不具名的中国官员所泄露出来的文件,其中详细描述了新疆的镇压行动,以及数以十万计主要为穆斯林的少数民族受到洗脑和其他虐待的设施之构架。这些文件的描述与国际特赦组织收到的证词相符,有关证词来自曾被拘押的人和被送入营或在新疆失踪的人身处海外的亲属。上述文件还进一步驳斥了中国政府的说法,亦即这些设施只是“职业培训机构”。

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双性人(同志)的权利

同志群体继续在家中、工作地点、学校和公共场合受到歧视。在2018年联合国第3轮普遍定期审议结束时,当局表示接受并声称已经落实了关于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的所有建议。其中两项建议要求立法禁止歧视,但中国并无法律明确保护同志群体不受歧视。

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之一的新浪微博继去年被指试图删除与男同性恋相关的内容后,又于今年4月删除了与女同性恋相关的内容。活动人士担心,对同志相关内容的网络审查将会升级。

网上发起了争取在法律上承认同性婚姻的运动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言人岳仲明公开承认公众舆论支持同性婚姻写入《民法典》。中国的同性伴侣因为性倾向而被剥夺了平等伴侣关系的权利。

跨性别者被归类为罹患“精神疾病”,而进行性别确认手术需要得到家人的同意。此外,跨性别者必须未婚或无犯罪记录,才有资格接受此类手术,这为寻求这种治疗的人带来进一步的障碍。由于普遍受到歧视和污名化,在接受治疗时受到资格限制,再加上缺乏相关信息,以致跨性别者寻求不受管制和不安全的性别确认医疗程序。

跨性別者对国际特赦组织表示,当他们开始服用激素时,没有从医生那里得到任何关于性别确认医疗程序的建议或指导。相反,他们从朋友那里了解治疗方案,又或通过互联网搜索信息。

迫切需要让自己的身体与性别认同相符的跨性别者告诉国际特赦组织,由于缺乏可获取且可信的卫生相关信息,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通过不安全且有风险的黑市来获取激素药物。有些人甚至试图自行做手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不可能在医院接受性别确认医疗程序。

国际特赦组织还收到报告,指出同志被家人强迫接受“转化治疗”,以改变其性倾向、性别认同和性别表达,因为他们的家人认为作为同志是一种需要被治疗的精神疾病。尽管2014年出现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宣布同性恋并非疾病,无需治疗,但政府却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禁止转化治疗。

人权捍卫者

人权捍卫者自由开展工作的空间继续萎缩。当局有系统地监控、骚扰、恐吓、拘押和监禁人权捍卫者。不少活动人士和人权捍卫者继续被当局以模糊和过于宽泛的罪名起诉,如“颠覆国家政权”、“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和“寻衅滋事”。许多人因涉嫌国家安全犯罪而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这一种羁押方式使得警察能够在正式的拘留制度之外将涉嫌这类罪行的人拘押在不明地点长达6个月之久,其间,嫌疑人无法与法律顾问和家人联系。

当局持续镇压异见和独立的声音。著名人权律师高智晟出版了一本回忆录,详细记录了他遭到强迫失踪、酷刑和其他虐待及被非法软禁的经历。他于2017年8月再次被强迫失踪,如今依然下落不明。2月,北京人权律师余文生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和“妨碍公务罪”,原因是他发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对中国的宪法实施5项改革。2019年6月,草根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倡导者陈建芳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被正式逮捕。 4月4日,活动人士陈兵和另外3人因为于2016年纪念天安门镇压事件27周年,而被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

公民记者和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因为报道人权侵犯事件而遭到当局报复。今年年初,当局拘押了广州一个劳工权利网站的编辑危志立、柯成兵和杨郑君。64天网是一个报道和记录中国抗议活动的网站,其联合创始人黄琦在1月22日被中国以“泄露国家秘密”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机密”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2年。1月29日,于2016年底被拘押的人权网站民生观察的创始人刘飞跃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反歧视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健雄因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自7月22日起便被羁押,无法与外界联系。当局首次公开批评境外非政府组织亚洲促进会(Asia Catalyst)违反《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人权捍卫者的家人也受到警察的监控、骚扰,并被限制行动自由。身陷囹圄的人权律师王全璋的妻子李文足表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她都无法找到住处,因为警察威胁房东不要和她签租约。他们6岁的儿子泉泉不能上学,因为警察威胁了学校的管理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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