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难中的中国律师


文 / 轲霖(Nicholas Bequelin)

中国需要律师吗?答案并非显而易见:自2015年7月起,在一场席卷全国的政府镇压运动中,我在国际特赦组织的同事记录了逾240起律师、法律活动人士及维权人士遭到羁押、询问、骚扰、逮捕或判刑的案例,这也是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针对法律界所发起的最大规模镇压。

许多人被秘密羁押多月,依照《刑事诉讼法》,警察有权将涉嫌国家秘密犯罪的嫌疑人羁押在警察指定且非正式的羁押场所中。他们当中数人遭到酷刑,而且几乎所有人在被羁押期间都不被允许与律师或家人联系。一些人甚至公开“认罪”,招认子虚乌有的罪名并表示效忠国家,令人看了为之心寒。4人已被定罪,当中两人因捏造的国家安全指控入狱;另有5人目前仍在羁押中等候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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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习近平主席强调,“我们积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全力促进司法公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但是,以上种种现象却与之不符。

习主席于2012年上任之际明确提出“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以遏止官员滥用权力。此后,他在政治对手薄熙来倒台后给予其中国标准下的透明审判,废除臭名昭著的劳动教养制度,并在2014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四中全会上,将“依法治国”作为会议主题。

自那时起,中国政府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旨在解决其自身业已承认的、持续困扰司法体系的问题,包括贪污腐败、滥用权力、政权干预、司法不公、刑讯逼供,甚至酷刑。

然而,这项计划的实现面临至少两方面的威胁。其一,政府并未意识到,无论在哪个国家,考验法律文本中的权利能否落实的方式只有一种,就是在权利被剥夺或侵犯时,受害人能否获得救济。

轲霖
在缺乏有效救济的情况下,纸上谈兵根本毫无用处,而律师往往在确保受害人获取救济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世界各地,律师都未必是受大众欢迎的角色,这在中国也不例外。中国律师照例受到各式各样的谴责,包括没有用、浪费钱,甚至被冠以煽动者或滋事者的名号。但这丝毫无损法律界对于司法制度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事实,哪怕仅仅是因为在整个司法体系中,惟有他们担当代表原告或刑事被告人的主要职责。

这对于不承认司法独立的体制来说愈加重要,鉴于中国的司法机关被要求服从国家及共产党领导,若没有律师,普通民众在与强大的国家机关对抗时,根本没有行使自身权利的希望。

正如一些中国观察员挖苦说,一个没有律师的司法体系与无法无天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用于主持“正义”的革命委员会根本无异。的确如此,所以中国改革开放之父邓小平坚持要为恶名昭彰的“四人帮”聘请律师,正是这一里程碑式的审判,标志着无法无天的毛泽东时代的终结。

习主席的法制改革若尚有成功的希望,那便是给予律师更多自由,而最根本的着手点是允许律师成立独立的行业协会,而非令他们受制于司法部。
轲霖

在当局悍然践踏律师权利的时候,独立的律师协会可以叫板权力部门。独立的行业协会也可以令律师业界有更坚实的立足点,要求国家遵守其自身制定的法律。

习主席的法制改革计划所面临的另一威胁是他自己的作为:不顾一切地扩张国家安全法律,并将国家安全与共产党政权之间明确划上等号。尽管他的本意也许只是为了防止共产党的权力受到挑战,但这些行为却在国家安全体制中产生了巨大动力,使其运用新的权力,包括将秘密羁押“合法化”,并将社会矛盾或异议引发的轻微案件夸大成有“境外敌对势力”介入的危害国家安全的阴谋。

这一套做法似乎已被实践到这场大规模的镇压中,被当作镇压目标的律师和维权人士是中国人权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群人,他们正直、勇敢,因为办理敏感案件,常常要与包括警察或地方当权者在内的强大利益集团对抗,如今,他们却被官方媒体运动恶意重塑成热衷于颜色革命的狂热分子,受到外国势力资助,意在给中国制造混乱。

他们经常都会受到警察的残酷对待,包括被隔离羁押受到肉体及精神上的折磨。他们被剥夺睡眠、遭受24小时全天候讯问,警察还会向他们持续施加精神压力,令其“供认”子虚乌有的罪行。当局此举都意在阻止律师业界对国家权威提出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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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律师在国内面临如此多的阻碍与困难,尤其需要国际社会的声援,与其并肩抗争。

多家知名的国际及国内法律团体发起声援行动,将每年1月24日定为“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这正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令人们意识到律师为维护司法公正和法律所付出的代价。国际特赦组织为能声援这项行动感到自豪。

今年,“国际关注危难律师日”聚焦中国律师,我们希望,这项声援行动或许能在一定程度上令习主席明白,他应当将律师看作自己致力于改善司法的盟友,而非敌人。毕竟他成长于文化大革命之中,理应明白只要律师行业依然受到钳制,中国便永远不会认真对待法制。

轲霖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东亚区主任,居住在香港。本文的英文版发表于《南华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