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爱芝:我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丘爱芝建议我们称他为“阴阳人”,认为“阴阳人”能更贴切地形容intersex群体,并且希望社会能对“阴阳人”去污名化。丘爱芝在42岁的时候才比较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性别身份。他(丘爱芝选用的代名词,代表 “人”的意思)成立了国际阴阳人组织,在台湾普及阴阳人的知识,推动社会接受阴阳人。在今年的情人节,他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你是如何发现你真实的性别身份的?

我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情况。在青春期,我就感觉到自己的生理变化与身边的女孩子不同,感觉怪怪的。妈妈用台语告诉我说,我生出来的时候有“两套”。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是阴阳人。我在小学的日记里写道,原来我是个怪物,我也不想当怪物,怎么办?看医生,医生也束手无策。我父母一直没有办法,只能压在心里面。

自己比较清楚是在42岁时,我重新读过6岁时做性别矫正手术的病历。那时候已经有了网络,我不断去搜索我的状况,逐渐了解到我出生的时候是个健康小孩,除了外生殖器模糊,不男不女,没有其他问题。

丘爱芝

丘爱芝于台湾宜兰荣源国中参加分享活动

台湾社会是否知道阴阳人的存在?

华人社会多少知道阴阳人的存在,但因为性别二元的观念,过去一直歧视不男不女的人。因为阴阳人被认为无法生育,而华人社会对传宗接代看得比较重,所以许多家庭认为这种人没有用。社会也存在一些传统的迷信,包括宗教的想法,认为阴阳儿是因果报应。

1950年代西医开始普及后,一直推动大家要提早发现阴阳儿,提早做手术,这样小朋友就不知道自己不一样,就可以帮你免去这个羞耻,父母也可以避免外界的看法。阴阳儿、阴阳人就这样被作为一种病态消灭了。从我公开现身以来,也没有太多阴阳人与我联系。

你认为应该从哪些方面来改善台湾阴阳人的境况?

对父母的支持非常重要。我的父母很痛苦,对我感到很亏欠,一辈子都没有办法跟我谈论这件事。我其实也不晓得,到底为什么我的身体对父母是这么痛苦的事情。为什么我的出生让他们如此痛苦。

现在我知道阴阳人其实是生理自然变化的一种。我希望父母了解,这样的小朋友是天然的,不是病,也不需要没有必要的治疗。希望以后的父母不需要为生出这样的小朋友感到伤心。

丘爱芝
我希望父母了解,这样的小朋友是天然的,不是病

社会大众需要教育,认识到原来阴阳人是普遍存在的,并不稀有。他们不应该把我们看成羞耻。社会的问题为什么要我们和父母来承担?

医生也应该改变他们的观念。医生的介入没有真正帮好忙。他们应该重新思考如何给阴阳人比较好的医疗。他们必须要尊重主体的同意、我们对身体的自决权和自主权,不要把阴阳人的状况看作是一种病。

政府对阴阳人也不够了解,应该思考如何积极创造一个正面环境,教育社会大众认识到阴阳人是社会的一员。过去人们对于性别的视野受到限制,现在应该重新打开视野,让阴阳人有机会以本来的面目存在。

你的行动如何改变了这一切?

丘爱芝

妈妈抱着还是婴儿的爱芝,摄于1966年

我的出现改变了台湾对阴阳人的印象,重新思考没有经过阴阳人的同意,对他做手术、帮他选择性别,这样到底合不合适。我现身的时候,台湾性别运动已经比较成熟,大家开始接触多元性别的观点,所以有空间思考这样的议题。

“全球拥抱阴阳人运动”是一个传递人类之爱的运动。阴阳人也是人,一样有爱,一样需要爱,渴求爱。正如我的中文名“丘爱芝”,我是一颗山丘上爱的小草。我的父母以全然的爱支撑了我,才有今天走出来的我。

在台湾,你觉得阴阳人可以与其他人一样地恋爱吗?

阴阳人恋爱还是有可能的,但如果社会依旧对阴阳人有负面的观感的话,要踏出这一步有点困难。我自己并没有太感受到这些困难,因为没有把自己视为很不一样的人。但有些朋友,成长后有疑惑,自己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我们也会面对生育的这种压力。

丘爱芝

丘爱芝在巴黎爱墙前

你对于情人节的看法?

情人节给我们带来爱的希望。我希望有情人终成眷属。

我公开现身后,有很多大陆的朋友找到我,大家共同的愿望是希望我当他们的红娘,找到圈内的朋友作伴,因为找一般人伴侣还是很困难的。一般人不是很能理解我们身心的感受,我们无法满足一般人对于恋爱成家、生育、性行为的大概期望。尤其是在大陆,结婚生子的压力很大。

爱有不同的方式。我们应该是很有创意的,不应该被困在成家、生小孩这种罐头思维里。随着社会对阴阳人有越来越多的认识,我对未来阴阳人的生存环境还是很乐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