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我们如何一起影响这个世界?

这篇文章讲述了我们的人权运动在2019年取得的成果

借此机会反思还需要采取的行动,并致敬那些在不公不义面前坚持不懈的人。

我们想要看到的改变,需要自己去实现

杰西卡·巴彻多尔,学生

阻止非法监控

我们做到了!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成为告密者后,揭露了英国每天都在秘密拦截数以百万计普通民众的私人通信。经过6年的法律抗争(由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位于四大洲的组织所领导),欧洲人权法院裁定,英国允许如此大规模地监控通信的法律侵犯了人们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权。

尽管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了这一正面的裁决,却拒绝将政府无目标的监控行为本身视为侵犯人权的行径。有鉴于此,国际特赦组织及其合作伙伴将此案进一步提交至欧洲法院“大法庭”(Grand Chamber),此为欧洲委员会(Council of Europe)47个成员国的最高人权司法机构。

本·杰费(英国)
本是伦敦佰仕通大律师行的律师。他代表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联盟,将此案提交给英国的调查权力仲裁庭(investigation Powers Tribunal)和欧洲人权法院。

爱德华·斯诺登的文件揭示了我们的通讯受到监听的真实情况。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组织提出了法律挑战,以确保对监控的控制可跟得上科技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本·杰费,伦敦律师© Amnesty International.
丹娜·英格尔顿,国际特赦组织科技部的副主任©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各国政府日益使用尖端的数字监控来钳制人权活动人士、记者及和平批评者,这些监控设备由以色列NSO集团等公司制造。监控行动通常针对弱势群体,而这些设备也侵犯了言论自由权及隐私权,并削弱了公民社会。

丹娜·英格尔顿(加拿大)
丹娜·英格尔顿是国际特赦组织科技部的副主任,领导该部门阻止针对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的监控。

我们必须追究NSO公司的责任,但是,我们也必须记住,监控行业从人权侵害行为中获利,而该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员而已。国际特赦组织科技部及我们的合作伙伴将继续揭露此类人权侵害行为,并将继续支持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应对这一先进技术所构成的威胁。

废除死刑

我们做到了!

去年,全球的死刑执行数字下降了近三分之一,为10多年来最低的数字。

冈比亚和马来西亚宣布正式暂停执行死刑,布基纳法索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以上种种的出现,部分原因是出于国际特赦组织的活动人士所发起的有力运动。

伊夫·布卡里·特拉奥雷(布基纳法索):

“布基纳法索废除了普通犯罪的死刑,是大家在国家、区域和国际层面长期并协调一致地进行抗争的结果。但不是仅止于此,我们的目标是废除所有犯罪的死刑。”

伊夫·布卡里·特拉奥雷,国际特赦组织布基纳法索分会主任 © Amnesty International.
普莉·卡坦纳·普特利,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分区的倡导主任©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全球仍有逾19,000名死囚。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记录,白罗斯、日本、新加坡、南苏丹和美国的处决数量在2018年均有所增加。美国司法部长巴尔(Barr)时隔16年后再次安排联邦处决。菲律宾和斯里兰卡几十年来都没有处决或死刑,却威胁要恢复执行死刑,或重新引入死刑。泰国在2018年恢复了执行死刑。

普莉·卡坦纳·普特利(印度尼西亚)
曾身为律师的普莉是国际特赦组织印度尼西亚分区的倡导主任。自2008年以来,她便一直致力于废除死刑。

人权工作需要大量精力。你独自一人是做不到的,团队合作和庆祝小胜利是关键。但随后你需要更加努力地奋斗,不仅仅是为了受害者及其家属,更是要激励和鼓舞年轻人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让人人都能享有人权。

同志权利无处不在

我们做到了!

国际特赦组织开展倡导运动,以确保24项新的人权法律获得通过,其中包括亚洲同志运动的重大胜利:印度最高法院对同性恋非罪化;东京市政府通过了一项法案,禁止歧视同志(LGBTIQ);泰国内阁通过了《民事伴侣法案》(Civil Partnership Bill);香港终审法院裁定,政府拒绝给予同性配偶就业福利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钟明丽(香港)
明丽是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的倡导统筹。2016年,她发起了亚太地区首个区域性的同志权利倡导运动。

在过去的两年里,我们在该地区见证了令人振奋的‘骄傲浪潮’,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护性倾向和性别认同方面的平等原则。令人鼓舞的是国际特赦组织通过各种大力宣传的运动和与当地合作伙伴建立联盟的方式,将能量和协同作用引入亚洲的‘彩虹运动’

钟明丽,国际特赦组织东亚区的倡导统筹© Ayesha Villain / Majority World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瑞安·西尔维里奥,东盟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核心小组地区协调员©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尽管亚洲的一些地区已经将同性恋非罪化,但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及新加坡均没有保护同志权利。去年,国际特赦组织记录到亚洲各地的政客在大选前发表的反同性恋言论有所增加。

瑞安·西尔维里奥(菲律宾)
瑞安是东盟性倾向、性别认同及性别表达核心小组的地区协调员,该小组致力于倡导东南亚地区性及性别少数群体的人权。

尽管我们有保护所有人人权的机制,但东盟并没有认真努力地保护同志人群的权利。沉默源于区域机构内部的一致决策机制,这是一个我们需要挑战的系统性问题,如此,我们的行动才能取得成功。

反对有害的紧缩削减措施

我们做到了!

经过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大力倡导后,西班牙政府同意通过立法恢复全民免费医疗。然而,目前仍然迫切需要在实践中加强该法,并确保该法纳入移民在内。

其中一份探讨紧缩措施对边缘群体影响的重要报告被非洲和欧洲加以复制,最近,乍得的国家预算公告中也反映了国际特赦组织的建议。

阿兰察·梅希亚斯(西班牙)
阿兰察·梅希亚斯是马德里的一名住房权活动人士。

我一直争取恢复政府的补助住房项目,至今已经努力了5年多。在此期间,我们提高了社会对于马德里市议会蚕食这类住房数量的认识,同时鼓励各党派、组织和机构参与其中。协会已经通过诉讼将案件提交给法院,并已向意欲出售这些住房的相关方发出了起诉书。

阿兰察·梅希亚斯,西班牙住房权活动人士© Amnesty International.
提蒂·阿基巴赫,塞内加尔,国际特赦组织倡导者,主要关注中非地区
© Jessica Chou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紧随金融危机而来的紧缩措施尤其对弱势处境下的人造成损害,这些措施剥夺了对他们至关重要的服务。国际特赦组织继续在最高层面进行游说,反对紧缩措施,但许多政府没有考虑后果,仍继续推行。

提蒂·阿基巴赫(塞内加尔)

提蒂是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名倡导者,主要关注中非地区。

我们对乍得紧缩政策的研究确实触及了民众日常关心的事,以及不满的根源。然而,我们还需作出更多努力,将经济紧缩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以及公民和政治权利联系起来。我们要确保政策改变会转化为实质帮助。

保护环境权活动人士

我们做到了!

2018年,16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签署了《埃斯卡苏协议》(Escazú Agreement),这是该地区首个保护环境权人权捍卫者的权利与安全的条约。国际特赦组织和一个公民组织联盟发起了倡导运动,说服了该地区的主要大国签署了协议。

安德烈娅·萨纽埃萨(智利)
安德烈娅是智利阿尔贝托乌尔塔多大学的教授,亦是公共空间 (Espacio público)的主任和《埃斯卡苏协议》谈判的民选公民社会代表。她是第一批呼吁制定该协议的人,目前正致力确保签署协议的16个国家都批准该协议。

环境权捍卫者对保护拉丁美洲的土壤、水和自然资源至关重要。现在,我们需要各国批准这项协议,以便它能够真正得到执行。

安德烈娅·萨纽埃萨,智利阿尔贝托乌尔塔多大学教授.
朱利安·卡里罗,墨西哥原住民社区领袖©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如果没有切实有效的保护措施,许多致力于保护自然环境的人就容易受到威胁、恐吓和致命暴力。

2018年10月,环境权人权捍卫者兼圣母科罗拉多(Coloradas de la Virgen)原住民社区领袖之一的朱利安·卡里罗被一群武装分子杀害。

朱利安·卡里罗(墨西哥)

身为原住民社区领袖,朱利安曾公开谴责伐木、采矿和其世代居住的家园中有人种植非法毒品作物的问题。在朱利安遇害前的几年里,他一直报告自己多次遭到袭击并收到死亡威胁。

我们出生在圣母科罗拉多,也在那儿长大,所以我们的孩子就像嫩芽,像树上发出的新枝。有时,树老了,便会干枯,但嫩芽还在,继续生长。现在,我有点老了,但我的小树枝正在萌芽。

欢迎难民

我们做到了!

全球有数以百万计的人被迫离开家园,逃离暴力、战争和迫害。国际特赦组织正在世界各地推动社区赞助,为普通民众提供机会,令他们可以直接提供保护,使难民能在新的国家安全并有尊严地生活。

伊亚得·“埃迪”·贾巴里(阿根廷)
伊亚得逃离了叙利亚的冲突,如今在苏珊娜(Susana)和帕特里西奥(Patricio)的赞助下居于阿根廷。

我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积极的。要独自搬到这里,对我来说充满挑战,但他们帮我适应环境并重新自食其力。我现在在合租的房子里租了一个房间,并在学校找到了一份工作。我们已经变得像家人一样,我经常去他们那儿烧烤!

伊亚得·“埃迪”·贾巴里,阿根廷 ©Amnesty International.
杰西卡·巴彻多尔,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学生,迪尔伯恩和底特律社区赞助项目的协调员©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在许多国家,反难民和反移民的言论正在抬头,政客试图阻止人们寻求庇护。美国今年只会接收3万名难民,这是安置计划出台以来最低的目标接收人数。特朗普政府还有意进一步降低目标数字至明年的18,000。

杰西卡·巴彻多尔(美国)
杰西卡是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的学生,亦是迪尔伯恩和底特律社区赞助项目的协调员。当地有越来越多的学生自愿提供帮助,为提供赞助的家庭打扫房子、购买衣服和家具,以及筹款。

现在,难民社区比以往更需要我们站出来提供帮助。我们应该张开双臂,欢迎那些逃离暴力和苦难的人,而不是背弃他们。我们不能再等待别人行动,我们需要自己实现我们想要看到的改变。人们的生命全系于此。

应对针对妇女的网络暴力

我们做到了!

国际特赦组织的“喷子巡逻队”(Troll Patrol)由逾6,5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字志愿者组成,他们分析了近30万条推文,揭示出女性在互联网上遭受侵害的规模令人震惊。基于我们的调查结果,推特(Twitter)的股价暴跌了12%,因此损失了27亿美元。推特还聘请了一名人权事务主管,并更新了政策,认同某些群体受到的网络侵害不成比例。

塞伊·阿基沃沃(英国)
塞伊是一名前政治家兼活动人士,她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的视频于网上疯传后遭到了网络暴力。鉴于自己的经历,且在国际特赦组织的10万名支持者联名写信声援塞伊后,她成立了名为“故障”(Glitch)的组织,致力让每个人都可安全地使用社交媒体。

我觉得自己遭到了背叛。我做了一个负责任的社交媒体用户应做的所有事,但当我有需要时,却没有得到任何帮助。我真的相信互联网是很棒的,但这些‘小故障’阻碍了社交媒体释放其全部潜力。故障是可以修好的。我不希望其他人重复我的经历,也不希望年轻女性觉得为了安全上网而要远离社交媒体。那是不公平的。

塞伊·阿基沃沃,英国© Amnesty International.
贾丝明·斯图尔特,阿根廷演员兼电影和戏剧导演©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妇女权利正主导舆论,但网络暴力和侵害妇女的行为却愈加恶化。这一点在2018年阿根廷一项法案被否决时可见一斑,该法案建议将怀孕头14周内实施的人工流产合法化,这本来可以挽救许多妇女的生命。但围绕这一决定的公众辩论却涉及网络暴力及侵害妇女的行为,包括在推特上。

贾丝明·斯图尔特 (阿根廷)
贾丝明是一名演员兼电影和戏剧导演,她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倡导在阿根廷进行自由、安全且合法的堕胎,结果成为了网上侵权行为的目标。

学习如何保护自己免受网络攻击不仅困难,还让人精疲力尽。社交媒体平台公司并未发现侵害行为,也未能保护女性免遭网络暴力。他们试图恐吓我们,使我们疲惫,令我们噤声,但是我们即使受到攻击,仍继续抗争。

发展多元化的全球运动

我们做到了!

国际特赦组织是一个由不同人士组成的运动,为世界各地的人权问题挺身而出。2018年,全球有近700万名支持者采取行动,以抗议、写信、联署等方式捍卫人权。

塞奇(刚果民主共和国)
塞奇自2016年起成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他的积极精神驱使他申请成为非洲和平与安全大使。

作为国际特赦组织的一员,我有机会在基层践行倡导,与世界各地的其他年轻人一起努力,确保我们的希望和梦想成为现实。这给了我机会,让我成为我想在这世界上见到的改变。

塞奇,非洲和平与安全大使 © Amnesty International.
坎扎,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我们还需更加努力,使国际特赦组织的运动更加包容和多样化,尤其是在争取公义和平等的运动中欢迎更多青年人加入。

坎扎(巴基斯坦)
坎扎自19岁起便成为了国际特赦组织的会员。她热心于女权和受教育权,最近接管了当地的社区资助项目。

只有为数极少的国家听取女性的声音。通过与国际特赦组织携手合作,我们可以一起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大声疾呼。

确保维护正义和进行问责

我们做到了!

2017年,秘鲁总统库琴斯基(Kuczynski)赦免了被监禁的前总统藤森(Fujimori)。这一“总统赦免”的出现结束了藤森因为严重侵犯人权而被判处之25年监禁,也终止了所有针对他的刑事诉讼程序,其中包括他被指对6人在帕蒂维尔卡(Pativilca)遭杀害负责的审判。针对他被赦免一事,国际特赦组织与记者、律师、活动人士及受害者家属一起,要求秘鲁推翻这一决定,结果我们的行动奏效了。最高法院裁定,这项赦免与秘鲁的人权义务不相容。

吉塞拉·奥尔蒂斯(秘鲁)
1992年,在藤森的命令下,10人在利马(Lima)的国立教育大学(La Cantuta University)内被绑架,之后被实施酷刑和杀害,吉塞拉是这10名遇害者亲属的代表。

争取正义是家庭成员和受害者不可被剥夺的权利,没有人能以其名义或在任何国家将我们这项权利夺走。维护正义不是出于仇恨或报复,而是行使权利。这个国家永远都需要我们的记忆以及我们反对有罪不罚的呼声。

吉塞拉·奥尔蒂斯,利马国立教育大学遇害者亲属代表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约耳,国际特赦组织秘鲁分会的运动及倡导主管©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1980至2000年间,秘鲁的暴力问题异常严峻,那一时期的影响依然存在。约2万人仍下落不明,性暴力的受害者仍在等待正义,被强制绝育的妇女仍在寻求全面赔偿,但许多犯罪者依然逍遥法外。国际特赦组织将继续声援受害者及其家属,加强他们的呼声,要求政府承担责任。

约耳·贾比利斯(秘鲁)
约耳是国际特赦组织秘鲁分会的运动及倡导主管。2017年,他领导运动,呼吁废除前总统藤森得到赦免。

我们见证了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勇气和决心,他们为争取正义、真相和补偿的权利而努力不懈的抗争。如今,作为一个由受害者和人权组织所组成的广泛联盟的一部分,我们明言反对有罪不罚,并要求将正义和问责置于其他考虑之上。

废除各地的审查和监视

我们做到了!

2010年,谷歌承诺永远不会支持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但在2018年,该公司却想食言。谷歌打算以“蜻蜓计划”(Project Dragonfly)在中国重新推出搜索引擎。这一搜索引擎将对用户访问网站施加限制,禁止他们搜索“人权”等关键词的内容,并遵守中国严格的监控制度。在国际特赦组织、数百名谷歌员工、全球70多个人权组织及数十万人发起运动后,谷歌放弃了蜻蜓计划。

杰克·波尔森,美国
曾在谷歌担任高级研究员的杰克发起了运动,要求公司表明对中国审查制度的立场,并解释其为支持民主的记者和异议人士提供了哪些保护。

科技工作者是防止公司在人权标准上倒退的最后防线。他们必须理解国际人权标准,当其公司宣称基本人权只是政治干扰时,他们才能为弱势群体挺身而出。

google logo with camera
© Amnesty International.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尽管谷歌已同意放弃蜻蜓项目,但却拒绝排除与中国在类似项目上合作的可能性。作为全球实力最强的企业之一,谷歌必须拥护人权,并承诺绝不帮助中国政府实施大规模的审查和监控。

安娜·巴恰雷利,英国
安娜是国际特赦组织科技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议题的研究员和顾问。

像谷歌这样的大型科技公司在全球拥有无比的影响力,包括对人权。如果谷歌成功推出蜻蜓计划,世界上其他专制政权将会纷纷要求谷歌审查和窥探它们的公民。阻止蜻蜓计划推出是一项重大胜利,但这一未完的抗争只是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让大型科技公司承担起责任。

应对人权危机

我们做到了!

国际特赦组织多年来记录了缅甸军方对罗兴亚族(Rohingya)、克钦族(Kachin)、掸族(Shan)和塔昂族(Ta’ang)等少数民族实施的大规模暴行。我们与其他活动人士及组织一起努力不懈地开展运动,并发起了请愿行动,结果9万人的联署促使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建立了一个独立的调查机制,为未来针对缅甸提起刑事诉讼程序制作案卷。

迈迈,缅甸
迈迈是缅甸掸邦北部的活动人士,军方长期在当地对少数民族犯下罪行。

我不希望国际社会为伸张正义所做的努力停止,我们需要共同努力,令改变发生。哪怕只有少许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和关于人权侵犯行为的报告,我们可以见到这对于一些潜在的侵害人权者具有某种震慑作用。这仍不理想,尚未达到让人满意的水平,但还是带来了一些不同。

迈迈,缅甸掸邦北部的活动人士 © Amnesty International.
索克希纳·哈通,罗兴亚难民 © Amnesty International.

但还可以更好!

正如国际特赦组织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详细指出,缅甸的冲突对老年男女产生了特殊影响。政府、捐助者和联合国机构往往没有将老年人纳入其政策、资金和项目中,也没有尊重他们的健康权、食物权、尊严及参与等。

索克希纳·哈通,孟加拉国
2017年,索基纳·哈通第4次逃离她在缅甸生活的村庄。如今有90多万罗兴亚人居住在孟加拉国的难民营中,她便是其中之一。在那里,她难以取得基本人道主义服务,包括使用公厕和卫生诊所,因为这类服务的设计很少关注到老年人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