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霞自由之后,我们仍要继续向中国施压

文/ 潘嘉伟 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

7月10日,中国当局终于结束了对画家、诗人兼已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遗孀刘霞的软禁,允许她前往柏林

刘霞的个案究竟与众多仍被羁押在中国监狱中或被阻止离开中国的异议人士和活动人士有什么不同之处?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探讨。在私下和公共外交双管齐下的策略下,就刘霞的个案做出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而且,无论情势看来有多黑暗,这策略或许也能对其他人凑效。

首先,我们要记住,有别于她丈夫在2009年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受审,刘霞从未被中国政府指控任何罪名,;也因为这样,她亦有别于异见作家秦永敏或维族学者伊力哈木·土赫提(Ilham Tohti)。秦永敏在刘霞飞往德国翌日被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3年有期徒刑,伊力哈木·土赫提在2014年被以“分裂国家罪”判处无期徒刑。即使针对上述二者及其他人的指控多么没有根据,但他们的审判至少遵循了一点点的 司法程序。

相反,刘霞从未在法庭上面对任何指控,亦无机会就其受到的对待提出法律控诉。她被非法软禁8年的唯一原因,就是因为她对丈夫刘晓波坚定不移的支持。

刘晓波 - 刘霞
刘晓波与刘霞

这意味着,中国政府不能指控那些呼吁当局释放她的人干预中国的司法程序或宣称她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但这却正正是当局加诸于其他众多和平活动人士的控罪。

在刘霞被非法拘禁的8年里,中国当局反复称她可以自由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依法”享有任何中国公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这种说法实在荒唐可笑,诸如此类的说辞只会加深中国国内外目睹刘霞遭受不公待遇的人对其所处的困境产生共鸣。

刘霞获释的时机很关键,当时距离刘晓波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仅有数日,呼吁将她释放的声音渐增。她的获释亦适逢一系列重要的外交对话,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德国访问,中国和欧盟之间的人权对话于那星期拉开帷幕,中欧峰会于之后的周一召开。

在背后,外交人员和其他官员努力争取让她的个案纳入这些对话的议程,此举无疑对中国政府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以确保她能够获释。

潘嘉伟
刘霞的获释表明,中国政府并非对公开和外交压力无动于衷。

一些人或许会认为这是“静默外交”的胜利,但若是如此,成就这场胜利的条件是国际间公开并持久发声造成的压力,其中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发起的行动。若没有国际社会这样持续多年施压,很难想象让刘霞离开中国的要求能被长期列入外交日程,这种以外交及公开施压双管齐下的策略正是让刘霞获释的关键所在。

德国政府在谈判中发挥的作用亦不容忽视。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精于在外交上讨价还价,然而,由德国牵头的外交攻势更为有力,因其虽为中国的战略贸易伙伴,但每次都会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

中国在这种旷日持久的外交谈判中占据上风,且未立即做出让步。流亡德国的著名中国异议作家、刘霞好友廖亦武在5月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或在拖延时间,以获取最大的利益,而与此同时,却又残忍地对刘霞开空头支票。

她最初被告知会在去年10月的中共十九大后获准离开,但当局当时并未兑现承诺,之后,她又被告知会在3月的全国人大和政协会议(两会)后获准离开,不过当局再次食言。

4月,刘霞与廖亦武通电话时,难掩悲痛地透露一次又一次的空头支票令她陷入绝望,是次电话通话的录音于5月被公开。至此,不仅关注其苦况的外交官和记者为她承受的痛苦感到动容和难过,一般人士亦为之震惊,质问中国政府为何如此残忍。

保罗·奥斯特(Paul Auster)(《纽约三部曲》(The New York Trilogy)的作者)、艾丽丝·西伯德(Alice Sebold)(《可爱的骨头》(The Lovely Bones)的作者)及约翰·马克斯韦尔·库切(J.M. Coetzee)(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等作家因深受感动而加入声援刘霞的行动,公开呼吁让这位同行艺术家重获自由,此举让公众持续关注刘霞所受的苦难直到其获释前夕。

尽管刘霞现已是自由之身,但有些事情仍然不明朗。她的弟弟刘晖在2013年被以莫须有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虽然他于当年稍晚时候获得取保候审,但现时仍在中国,中国政府拒绝就此进行交涉。一些人担心,刘晖会被用来作为筹码阻止刘霞日后发声。

刘霞的获释或许出于她自身的特殊情况,但这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事,因为这是这些日子以来难得一见的美事。我们亦应振奋精神,因为此事表明,中国政府并非对公开和外交压力无动于衷。在我们努力争取其他被不公平地监禁在中国的和平活动人士重获自由之时,这绝对是一丝希望的曙光。

此文的英文原文发表于“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