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庄司洋加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研究员
1958年，外公在我母亲出生那天在日记中写道，“我又打了老婆，因为她生了个女儿。”他生气的原因是已经有了两个女儿，却依然没有儿子延续香火，这样的心态在他那一代的日本男性中并非罕有。
虽然外公常常殴打外婆、姨妈和我妈妈，却从未对小我妈妈4岁的舅舅动过手，因为他被视为家族的继承人。
庄司洋加 尽管日本在过去60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却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进展甚微。
离我母亲出生已经过去了60年，尽管日本在这段期间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却在对待女性的态度方面进展甚微。
我在东京出生和长大。最近，日本知名医学院在十多年间操控入学分数将女生拒之门外的消息备受国际关注，但我对此一点也不觉得震惊。尽管日本极少有如此明确的针对女性的制度性歧视的证据曝光，但无论是立法人员还是普通朋友都不时提醒着我女性在日本社会中的传统角色。
在学术机构中，同样基于性别的歧视亦出现在日本高中入学考试中。学校通常经由考试为男生和女生提供相同的学额，但由于女生往往在此类考试中取得较高的分数，学校便在录取时要求女生取得的分数要比男生高。
令我震惊的是，在一项调查中，逾65%的日本医生认为降低女生入学考试的分数是无可避免的做法，因为极端的工作时间意味着女医生在照顾孩子的同时无法全职工作。无论女性是否从事着有偿工作，日本社会仍然把做家务和照顾孩子视为她们的责任。
同一调查显示，不少女医生被同事告知不要怀孕，因为那会增加同事的工作量。这一情况也在其他面临劳动力短缺的行业出现，例如幼托业。
长期以来，许多女性内化了这种歧视，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也不例外，当我在大学时期向日本公司里求职时，招聘人员常常问我：“你有男朋友了吗？”以及“你在结婚或怀孕后会辞职吗？”
我并未意识到这些问题明显是性别歧视的例子，而是把它们当作所有女生都会例行被招聘者问到的问题。在日本，同时拥有成功的事业和家庭被认为是几乎不可能的。
当我向大学的校友寻求职业建议时，那些女性告诉我说她们不得不在生产后放弃工作，这是因为女性在全职工作外还需要承担做家务和抚养孩子的重任，这仍是极为普遍的现象。由于配偶给予的支持有限，而且缺乏公立日托服务，再加上没有什么推动灵活工作的政策或做法，令许多人将继续工作视为无法办到的事。
一旦孩子大得能够在放学后独自待在家中后，女性便重回职场做兼职员工，但不论她们的教育背景和能力如何，其潜在收入和职场晋升前景均不佳。
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不再愿意放弃事业上的抱负而去照顾家庭，这也是造成日本结婚率骤降和数十年来保持最低生育率的一大因素。
在现有的性别规范下，换言之，生育子女依然被视为女性对日本社会的主要贡献，这样的观念根深柢固。2007年，厚生劳动大臣柳泽伯夫公开宣称“女性是生育机器”。
就在上个月，执政党议员杉田水脉以有关生育方面的性别角色陈旧观念攻击同性婚姻。杉田在一篇杂志文章中批评花费纳税人的钱支持同性婚姻，她写道，鉴于同性伴侣“不生孩子……没有生产性，因此无法为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此文引发了广泛的批评。
这些不过是在全日本普遍存在的陈旧观念的其中两个例子。
情况开始有了变化。8月，在日本各地，57名律师组成联盟，支持为申请了入读医学院的学生提供救济。但在日本，挑战性别歧视的运动并未足以促成重大改革。反性骚扰的“我也是”（#MeToo）运动在世界其他造成的影响极大，但在日本取得的支持却很微弱。
2017年，记者伊藤诗织在检察官决定撤销其案后，成为首位公开讲述自己受到性暴力的日本女性。伊藤表示，自己于2015年被著名日本电视记者山口敬之强奸。（他否认了该指控）
她却并未因勇敢地公开发声受到褒奖，反而受到了公众指责，包括受到死亡威胁。男男女女都将她视为麻烦，日本官员在电视上讥讽她的不道德行为，并指她为了上位和别人上床。匿名的威胁让她十分没有安全感，以致她最终迁往了英国。
庄司洋加 日本女性必须令政府承担责任，并要求社会尊重我们的权利，而非默默地承受歧视。
首相安倍晋三将“建立一个所有女性都能发光发亮的社会”，作为他提出的日本发展政策的核心，然而，倘若这个国家想要达成这一目标，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日本女性并非因为这样的制度发光发亮，而是即使在这样的制度下也仍在努力地发光发亮。
根据国际人权标准，日本政府负有法律义务消除针对妇女和女童的歧视，并在教育和就业等各领域保障人人平等。政府亦有义务采取所有适当措施，改变社会及文化方面的观念和模式，以消除基于性别尊卑或性别定型观念的做法。
更重要的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所有已将日常性别歧视内化的女性思考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以带来社会所需的改变。日本女性必须令政府承担责任，并要求社会尊重我们的权利，而非默默地承受歧视。
英文原文发布于TI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