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女权工作者吕频
不久之前，在中国的招聘广告中，“仅限男性”、“已婚已育优先”、对女性要求“身材匀称、美丽大方”等条件屡见不鲜，就连公务员招考也不例外。即使广告没有特别注明，在面试过程中询问婚育状况，也是常见的 “潜规则”。
但进入2019年，这种情况将有望改善：今年2月下旬，九个国家级部门发布了联合通知，针对招聘环节中性别歧视的预防、监管、查处做出一系列细化规定。除国家规定情况外不得限定性别或性别优先，不得询问妇女婚育状况，亦不得将妊娠测试作为入职体检项目——一些在招聘中十分常见的歧视性做法第一次在国家层面被明确禁止。
在中国的互联网上洋溢着“国家出手了！”的赞美。尽管招聘性别歧视泛滥已久，这政策利好其实来得太迟，而且还看不到具体的执行情况，但这个文件的发布，确实是中国治理招聘性别歧视的重大政策性进展。对比总体人权状况的退步，民间女性权利发声持续遭受打压，为什么在今天的中国，会在这样一个重要议题上有所进展？
2018年中国济南，一名学生正在参加招聘会。 (© Getty Images)
民间抗争
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一直也有倡导招聘性别平等，但却极少就此议题采取公开行动。直到2012年4月，女大学生郑楚然向在中国运营的世界五百强公司发出呼吁招聘性别平等的公开信，成为倡导招聘性别平等的第一个公民行动者。2013年在北京，第一起女性起诉招聘性别歧视的案件历经一年多的抗争，终于被地方法院接受立案，标志着招聘性别歧视可诉化的历史第一步。2014年在杭州，法院第一次判决招聘性别歧视的原告胜诉。从2012年到2019年，针对招聘性别歧视的举报、投诉、抗议、法律和政策建议，种种层出，竭力卷入各个地方、各个层级的行政、司法、立法机关，也在大众媒体和社交媒体上一次次制造话题。
没有这些民间倡导者的努力，就不会有国家迟到和后发的回应。尽管在漫长的坚持中，这些倡导者并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能否取得成功，而且最终也不会被决策者归功，但他们孜孜不倦的努力最终将治理招聘性别歧视从公共议程推到了政策议程。不可忽视的是，能最终成功的抗争必须具有合法性，在“女权”关键词总体比以往敏感的前提下，反就业性别歧视倡导仍有空间，首先是因为权力机关没有成为直接责任者，而是成为了监管者，即其权力并没有受到直接挑战；其次，该议题的主要倡导方法在于激活和利用既有的法律和行政机制，并没有采取具有挑战性也更被禁忌的街头行动和公民联署。
体制内的力量
除此以外，一个“中国特色”的设置——具官方背景的“群众团体”——妇联，在这政策的推动中扮演了重要的居间和协调角色。尽管体制内的角色限制了妇联维护妇女权利的能力，亦让她们要与具有抗争色彩的女权运动划清界限，但妇联仍有动力通过权利倡导来证明其存在价值。女权倡导者提出的议题，只要在官方主导话语中不失合法性，妇联可以默默接过，继而利用其体制内身份做内部游说，同时也将其自身嵌入最终政策当中——例如，通过将一些拥有实权的部门，拉到一个反招聘性别歧视的联合通知当中与自己并列，妇联因此提升了资本和权力，尽管可能只是象征性的。
妇联这样做，早有先例。它曾经推动了七个国家级部门联合下发了一个反对家庭暴力的文件，也是反家暴议题进入决策议程的重要步骤。当时参与的七个部门，和如今参与的九个部门类似，都是跨体制的——其中有司法机关，行政主管部门，“群众团体”，这样的联手发文，从规范上来说其实有点不伦不类，但或许这正是妇联想推动重要议题时的阶段性策略——不是和各部门一个个地单独协商，而是促使多部门同时集体表态，从而能显著提升该议题的重要性。
生育率的压力
国家对人民的强硬并非铁板一块。生育率低迷已经成为公认现象，开放二胎生育并没有如国家期待的那样拉起生育意愿，在生育方面的部分“女性罢工”已经被预见到将威胁到统治的繁荣与稳定。为了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国家有可能对女性做出一些政策让步，有限地施恩，加大怀柔力度。于是，也就能理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国家终于开始出手治理令年轻女性怨愤的招聘歧视问题。而且也可以预见，未来还有可能出现更多对女性生育利好的政策，当然前提是不能对统治本身造成侵蚀。
尽管发声持续遭遇挫折，中国的女性权利并非全面溃退，而是在艰难中仍有博弈甚至进步的空间。而最重要的，则是必须有人发起、坚持和推动议程，因此，民间倡导活动的存续关系到中国社会能否保持多样的动力，而这种多样动力的存在就是女权运动以至社会进步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