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嘉伟（国际特赦组织中国研究员）
见到挚爱亲人被不公拘押是一种痛苦的折磨，然而，全然不知他们被拘押在何处，甚至他们是否尚在人间，就更加令人痛苦。
这正是数以百计定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哈萨克人及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现时面临的处境，就是亲人深陷中国的“教育转化中心”内。
更糟糕的是，他们拼命寻找信息，但仍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亲人因害怕不愿联系，让事情变得愈加艰难。这并非因为那些亲人不愿相助，而是他们担心，帮忙的话会让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被送进臭名昭著的“教育转化中心”里。
阿利姆的父母于2018年被送入“教育转化中心”，此后音信全无。
中国政府喜欢用“教育转化中心”来称呼这些设施。当局声称，关在那儿的人正在接受有助于改变其“极端思想”的“职业培训”。
但从何时起，这类“培训”包含了让人受到酷刑和其他形式的虐待，就像一些曾被拘押在“教育转化中心”的人告诉我里面发生的种种情况那样？
我们对于发生在“教育转化中心”内的事并不全然知情，因为这些“再教育”活动和其所在地一样，都笼罩在神秘中。我们只知道，人们害怕被送进去，而大多数从那儿活着出来的人依然十分害怕，不敢讲述他们的经历。
一名在澳大利亚生活的维族人阿利姆说道：“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尚在人间，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些什么才能找到更多关于他们的消息。”阿利姆的父母及其他亲人于2018年被送入了“教育转化中心”，自那之后便音信全无。
阿利姆的经历也是许多在日本、澳大利亚及新西兰生活的维吾尔人的写照。
有些人放弃了工作，专心寻找自己在新疆的亲人的消息，然而，他们所求助的其他家人却并不总是愿意相助。几名旅居海外的维吾尔人告诉我，他们被自己身在新疆的亲戚在微信中被拉黑了，而原因是这些人害怕出声会招致报复。
那些身居海外的人同样面临危险。许多人担心，他们在护照或签证到期后会从目前的所在地被驱逐出境，然后在回到中国后遭到任意拘押。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埃及、泰国、巴基斯坦、瑞典及德国都出现了维吾尔人遭到驱逐出境的报道。不少同我交谈的维吾尔人不敢公开自己身处哪里。有些人紧张地问我是否中国人，并在我表明自己是香港人后才同意与我交谈。
出于这种不信任和互相猜疑，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告诉我，他们甚至不敢和自己社区内的维吾尔人交谈，因为害怕那些人可能是中国政府的线人。
一些人已经从中国的“教育转化中心”中获释，但即便是对那些已经重聚的家庭来说，也已经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2018年9月，我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跟一群亲人被拘押在新疆的哈萨克人见面。他们此后一直给我传达其挚爱亲人获释的好消息，然而，目睹自己的亲人回来后变成完全不一样，让他们深感震惊。
许多人非常害怕，思维混乱，还失去了记忆。大多数获释者由于太过害怕而无法讲述自己在“教育转化中心”内的经历，这显然是所谓“职业培训”所造成的后果。
在恐惧的氛围之下，即使只是微不足道的声援，也让在中国境外寻找挚爱亲人的维吾尔人心怀感激。哪怕是陌生人的一条有关其家人境况的推文都能燃起这些人的希望，意味着他们的境况能够得到更多人关注。此外，推文还有别的意义，就是能让绝望的人感到自己并不孤单。
一些海外的维吾尔人近期加入了#我也是维吾尔人（#MetooUyghur）的网上运动。对许多人而言，单单是使用这个标签都反映他们为公开发声而做出艰难、勇敢的抉择。
一场运动正在升温， 越来越多海外维吾尔人站出来，要求知道失联已久的亲属是否安全。#中国 当局应立即向他们交代一切！ #新疆#MetooUyghur pic.twitter.com/tBSmk59ozk
— 国际特赦组织中文 (@amnestychinese) 2019年2月17日
另一些人联系了诸如国际特赦组织等人权组织。由于新疆境内的信息真空极其严重，那些寻找挚爱亲人的人明白，单凭一己之力无法达成目标。
尽管这些人深感害怕，但已经开始分享自己的经历。只要独立的人权监察人士一直未能进入新疆，这些证词在还原中国政府所犯下的系统性严重人权侵犯行为方面便格外重要。
每一个讲述自身经历的人都承受着风险，但每一把声音都至关重要，可以突破秘密之墙，让大家知道在新疆发生了什么，这是被拆散的家庭朝着重聚的目标勇敢地迈出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