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跨性别 然

宁冒生命危险自行手术,也不愿活在谎言中:三个中国跨性别者的故事

惠明在20出头时决定自行摘除自己的男性外生殖器,但在中国,她的选择很有限。

首先,在中国的性别确认手术仅向被诊断患有精神障碍者提供,但惠明没有精神障碍。此外,进行手术还要求个人取得家属同意,惠明肯定自己无法符合这一要求。

到国外动手术是另一选择,但惠明无法负担。她说:“据说当时手术的花费是3万美元,这比许多家庭的毕生积蓄还要多。”

陷入绝望的惠明试着把冰块放在自己的男性生殖器上,让其失去功能,甚至还预约了黑市医生进行手术,但那名医生在手术前被拘捕了。因此,她觉得自己只剩下唯一的选择了:自行动手术。

现年30岁的惠明告诉国际特赦组织:“我既开心又害怕。我害怕的原因是自己流了那么多血,我可能会死在那儿。我还害怕自己死时依然是个男人,因为我还没有完成手术。”

她的故事令人震惊,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这样的经历并不罕见。对 跨性别 社群的歧视和污名普遍存在于各行各业,包括医学及法律界在内,这让像惠明一样的人在实现做真实的自己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采取激烈且往往具有风险的措施。

自进入青春期,惠明便对自己的身理性别感到极不自在。还是孩童的她对自己正在发育的性别特征感到反感。她回忆道:“我会用一只手做功课,而用另一只手拔自己的腿毛。”

她直到十八九岁才能上网。在那之前,她获取跨性别生活相关信息的唯一来源是一些报道泰国“人妖”故事的非法出版物。她在网上进行调查后,才迈出了自行用药的第一步。

她极度渴望让自己的性别特征与性别认同相一致,因此开始每天服用激素药物,而这些药物本该每月服用一次。她的身体迅速出现了变化,但她依然在接纳自我方面苦苦挣扎。

惠明说:“我认为自己是个不男不女的变态,”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挣扎,一方面迫切渴望摆脱自己的男性性器官,但另一方面又害怕自己转换性别后会被家人抛弃。

尽管自行用药和自行动手术或许看似极端的选择,但要寻求专业帮助却也苦难重重,这大多源于中国社会将跨性别视为一种病的观念。

22岁的雅思在2017年看了精神科医生,在那之前,她已经被“身为男人”的念头折磨了很久。她的经历在许多寻求医学建议的跨性别者中颇为典型。

她说道:“当我与他交谈时,我感到他并没有把跨性别者视作社会中的一个群体,他把我们看成是需要治愈的病人。”

“大部分医生最多知道跨性别这个概念,但并不具备向你提供帮助所需要的知识。”

奇怪的是,在中国,要符合资格接受性别确认手术,个人必须取得家属的同意,哪怕你是一名成年人。人们常常回避这样的谈话,而对那些有勇气提出这一问题的跨性别者而言,这也往往是痛苦的经历。

当来自重庆的20岁的姿佳作为一名跨性别女性出柜时,她的家人认为她有病。

中国 跨性别 姿佳

姿佳:“我渴望改变我的身体。我对自己的男性性征感到反感。药物带来的改变是渐进式的,但我马上就感觉好多了。我终于可以开始做自己。” © Private

她说:“他们让我压抑住自己的性别认同,结婚生子,这样的话全家人都会高兴。”

虽然姿佳缺少支持,但这并未阻止她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她多年来都觉得自己像个骗子,视自己为女性的同时却要被迫假扮成一个男人。

于是,她在2017年开始服用激素药物。她的身体开始渐渐变得与她的性别认同相一致 —— 她的皮肤变软、胸部变大、体毛的增长速度也变慢了。她为自己身体上的变化感到兴奋,但和许多人一样,她最大的担心便是购买并服用到假药。

在中国,由于跨性别者缺乏正规渠道获取处方药,TA们往往被迫通过危及性命的方式进行激素疗法。

“由于没有任何医疗卫生专业人员能够满足我们的医疗卫生需求,我们被困在这样的处境中,动弹不得。因此,每个人都试着自己给自己用药。”

中国跨性别 然

出生时为女性,然然总是被自己的声线和胸部困扰,花了足足五年TA才真正接纳自己。

另一名采取了这一办法的跨性别者是21岁的珊珊,住在北京的她在感到难以承受性别不一致所带来的巨大焦虑时转向了黑市。因为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在整个童年时期都常常遭受父亲的殴打和言语上的侮辱。她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但却遭到了欺凌,也无法与班里的同学相处。

她说:“让我最为焦虑的就是身为男性,医学意义上的男性,这让我感到非常、非常痛苦。有时,我太痛苦了,都想自杀。”

她开始自行购买激素药物,并在没有医生指导的情况下服药。现在,她继续自行用药,并无法想象停药。

她说:“我无论去哪儿,都必须准备足够多的激素。如果我在旅行时[药]吃完了,我就会回家。我必须随时带着药,不然我会死。中止激素疗法是一种巨大的折磨。”

在中国,只要根深蒂固的歧视问题持续,跨性别者便会继续面临抉择,不是活在谎言中,就是冒着生命危险让自己的性别特征与性别认同相一致。对许多人而言,互联网是获取支持的唯一渠道,在那儿,跨性别者分享自己的经历,让彼此感到TA们并不孤单。

在尝试自行动手术失败后,惠明用厚厚的一叠纸巾盖住伤口,然后坐出租车前往急救室。医生同意了对她的家人撒谎,谎称她遭遇了意外。

这样的经历虽然痛苦,却也让惠明的自我认知变得更加坚定。她从其他跨性别者那儿寻求支持,并遇见了一个人,让她改变了对于自我的认知。

“那是一名非二元跨性别者。那个人让我看到了忠于我自己所有的性别认同去生活的可能性。我并非那么地不正常,有人和我一样‘不正常’。”

她终于摆脱了恐惧,并在2017年前往泰国进行性别确认手术前向母亲出柜了。

惠明这样描述自己母亲的反应:“她有一点沮丧,但她接受了我。”

作为第一步,中国的跨性别社群只是要求获得接纳。

*全部姓名皆为化名,以保护受访者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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