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国际特赦组织 苏远
离开八年的谷歌中国，也许很快就要回来了。2010年，谷歌因无法在内容审查问题上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退出中国市场。尽管告别中国带来沉重的代价：搜索引擎在大陆无法访问，广告业务直线下跌。但谷歌因此赢得了不少人的尊敬—许多中国网友当时冒着被“喝茶“的风险去谷歌总部献花。
鲜花、卡片被放在了谷歌北京总部前。2010年3月23日, 谷歌关闭了面向中国大陆的 google.cn (Photo by Feng Li/Getty Images)
也正因为如此，今年8月，谷歌被爆出正在秘密研究重返中国的计划Dragonfly（以下称蜻蜓计划）时，舆论一片哗然。 根据媒体《截距》（The Intercept）的报道，自2017年春起，谷歌开始开发一款符合中国大陆审查要求的搜寻引擎，它可以甄别和过滤敏感词，如“学生抗议”、“诺贝尔奖”、暗示习近平等词组。除此之外，这款搜索引擎还须与中国的审查人员合作，打压涉及正在发酵的社会问题的帖子，包括 #MeToo 运动的回应及其对少数民族的拘押。
“蜻蜓计划”曝光之后，引发巨大争议。8月，约1400名 谷歌 员工发表联署公开信，批评“蜻蜓计划”存在伦理问题，敦促公司提高透明度，让员工清楚了解他们的劳动可能带来的道德后果，以做出符合道德规范的决定。
但直到10月15日，在《连线》（Wired）杂志25周年峰会上，谷歌 CEO 皮查（Sundar Pichai）才首度就 “蜻蜓计划”开声，承认计划存在，并辩护称“在许多领域，谷歌可以提供比中国现在（流行的搜索引擎）更好、更优质的信息。”，又举例称，如果人们无法获取有效信息，可能被虚假的癌症治疗广告欺骗，暗指百度提供虚假广告引发的“魏则西事件”。
皮查的辩护代表了不少“蜻蜓计划“支持者的观点：即便接受审查是不对的，但这能为中国近14亿人提供一个更好的选项。知名科技媒体 TechCrunch 中国联合主编管策也撰文，称“热切盼望谷歌能重回中国，不管是以任何方式”，因为它可以让在防火长城（GFW）下“无法选择的一群人”有一个更好的选择。
这一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却相当短视。也许有人会觉得，不在谷歌上搜索所谓的“敏感”内容，审查便与己无关，但他们也许没意识到，中国有着非常严苛的互联网监管法规，却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或法规有效监管过量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一旦妥协，短时间内或许可以方便中国民众，但长远后果将可能是灾难性的。
在目前的体制下，中国当权者可以为了监管需要，随时制定和修改法律法规——就像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任期制和将坚持中共的领导写入《宪法》一样。而近几年，中国对于互联网的监管趋势越来越严，形成了一整套围绕《网络安全法》的互联网监管法律体系，这一体系之下，政府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力，而用户对个人数据权利则显得不受保护。
以在中国市场大受欢迎的苹果公司为例，在苹果应用市场上，目前已经找不到任何VPN —— 一类帮助中国大陆用户绕过网络审查的软件——已经购买下载的VPN也无法再升级更新。自今年2月底，中国用户的 iCloud 服务也交由国有企业“云上贵州”运营，依照《网络安全法》第37条“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在境内存储”。不仅如此，根据《网络安全法》只要中国的公安机关和国家安全机关认为有必要，所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必须向他们提供用户的所有数据，谷歌要进入中国，在这一点上绝无例外。
中国近年来在输出“网络主权”、“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等概念方面尤其积极，这些概念主张一国政府有权管理该国网络空间，不容其他国家干涉。同时，中国也在全球范围内输出审查理念和审查技术。目前，谷歌仅在中国、朝鲜、伊朗、叙利亚等极少数国家无法正常使用，但不难想象，一旦“蜻蜓计划”成功研发，同样的技术不仅可以用在中国，更可以用在其他国家，这无疑从技术上为“网络主权”的概念提供支持，同时也可能让一些尚未封锁谷歌的威权国家，更加有动力推进审查版的谷歌。这也是谷歌员工联署要求停止“蜻蜓计划”的原因：此事无关中国，而是反对一切使用科技协助有权者压迫弱者的行为。
在2015年，谷歌宣布重组，并将原先行为准则序言中的“不作恶”（Don’t be evil），改成了“做正确的事”（Do the right thing），在当时被视作一种退步。从短期看，“蜻蜓计划”或许可以为中国用户提供一个更好的搜索选择，但从长远看，它无疑会助长中国的互联网审查，给互联网的开放性造成极大威胁，同时也会将数以亿计的中国用户的数据置于危险之下。谷歌和“蜻蜓计划”的支持者都应抚心自问，这难道是“正确的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