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地的民众加入今日的女性大罢工，展示没有女性的一天（A Day Without A Woman）所造成的后果。我们的生活能否缺少如这8位妇女一样的女性呢？她们为争取女性的权利而奋斗，这正是扭转女权日益倒退趋势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我们从1月份具有历史意义的女性大游行中获知了什么，那便是女性已经厌倦了等待。今天，在即将缔造历史的女性大罢工中，这份热情在街头重新燃起。2017年初，逾3百万不同性别的人在世界各地举行了妇女权利大游行，这些游行中的许多亦涉及其他权利。激发游行的因素至今仍在，那便是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发表的歧视女性的言论、其发布的歧视性旅行禁令，以及对移民及其他少数族裔具有深远负面影响的指令。特朗普的政策对女性的健康与生存亦特别构成威胁。然而，这些问题并非美国独有，统计数据表明，不平等问题依然困扰着全球如此多的女性。
世界经济论坛预测，性别收入的差距要在169年后才会消失。诸多惊人数据显示，在妇女和女童享有平等权利方面，我们可能需要等待的时间有多么漫长，收入差距仅是其中之一。在全球各地，约有2.25亿女性无法选择是否生育及何时生育。每年，约有4万7千名女性死于不安全堕胎，另有5百万女性因此致残。全世界约35%的女性遭受肢体暴力或性暴力。世界各地有逾3千2百万名女童无法接受小学教育，在男童中，这一数字为2千9百万。此外，目前有7亿女性在年满18岁前便已成婚。
面对如此多函待解决的问题，世界各地的妇女和女童正群起发声，表明她们不愿继续忍受。下文中的8名女性正在争取权利的前线战斗着，她们拒绝在不公面前袖手旁观。
和她们一样，我们也不愿再继续袖手旁观。
你呢？
亚太地区
苏昌兰 —— 她致力于争取……让每一名娃娃新娘与父母重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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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任教师苏昌兰的故事并不独特。她的一位密友表示，这样的故事亦发生在中国许多女性身上。当听闻女童被贩卖成为童养媳，或有家长的孩子失踪时，她无法袖手旁观。她尽自己所能地帮助他们与许许多多的其他人。她的行动亦延伸至土地维权及声援香港的民主抗议活动。她深知，自己或许会在此之中牺牲自由。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已经发生。她自2014年10月以来便处在当局的拘押中。
“我认为家长呢不要放弃希望，需要积极地参与，也靠民间组织的力量， 共同帮助他们， 把他们的孩子找回来，政府也要加大力度去帮助，不能够堵截我们。”
萨米拉•哈蒂迪（Samira Hadidi）—— 当女性被排除在政府之外时，她不愿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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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米拉•哈蒂迪自2004年起致力于为阿富汗女性开辟道路。身为阿富汗妇女网络（Afghan Women’s Network，简称AWN）的主席，她在确保女性的观点与关切能在政府最高层有所体现方面做出积极努力。与此同时，她还是国际舞台上一名坚定的倡导者。她提醒各国政府及潜在的援助捐赠者，在他们可能与阿富汗领导人开展的任何对话中，均须将促进及保障阿富汗妇女的权利包含在内。尽管道路坎坷，她却并未退缩，她为其他女性维权人士提供支援，确保她们的关切能被充分听取。
“在创建一个更好的阿富汗国家方面，女性应当享有平等的机会。”
中东和北非
卢加因•哈斯洛尔（Loujain al-Hathloul）—— 她致力于争取……女性驾车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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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加因是一名勇敢且令人钦佩的女性，曾反抗沙特阿拉伯不许女性驾车的禁令，并承担了由此产生的后果。2014年11月，她因在推特（twitter）上直播自己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驾车前往沙特阿拉伯的过程被拘押73天。在2015年2月获释后，她继续为参与当年11月举行的选举而奋斗，那也是该国首次允许女性投票并参选。然而，虽然她的参选资格终获承认，她的名字却从未被写进选票中。今天，为使同胞拥有更好的未来，使女性在自己的国家内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她继续自己的抗争。
“我会获胜。胜利不会马上到来，但一定会来。”
纳吉斯‧穆罕默迪（Narges Mohammadi）—— 又一名妇女被泼酸攻击毁容，她不愿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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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吉斯是一名充满热忱的伊朗女权倡导者，曾领导反对女性遭受泼酸攻击的抗议活动。这仅仅是她为捍卫人权所作出的众多努力之一，她的维权行动亦包括呼吁废除死刑。她为自己的工作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她因敢于发声总共被判入狱22年，如今正在狱中服刑。庭审时，被用作指控她的“证据”包括她在2014年国际妇女节会见前欧盟外交政策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最近，她在狱中写道，“在一个身为一名女性、一名母亲及一名维权人士均已困难重重的国度，身兼三职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她两名年幼的孩子目前与父亲一道生活在法国，2016年，因被拒绝与自己的孩子通电话，纳吉斯进行绝食抗议。现在，她的孩子可以每周与她通一次话，但孩子们将要面临的，却是长达数年没有母亲的生活。
“在我的祖国，我因身为一名维权人士、女权主义者和死刑反对者被定罪入狱。[然而]，被监禁的经历及我最近被判的16年刑罚不但并未让我后悔，它们反而前所未有地增强了我捍卫人权的信念和决心。”
欧洲
珍娜•约翰•索斯塔•芮摩（Jeanette John Solstad Remø）—— 她致力于争取……作为一名女性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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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最近，她都仍是约翰•珍娜，这个名字显示她在挪威每天都得被迫接受的双重身份。尽管这位前潜艇指挥官感到自己的将来只能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但挪威的法律却不允许她在接受强制性的“真实性别转换”（real sex conversion）之前更改自己的法律性别，而这一程序包括切除生殖器官及接受精神诊断。她拒绝接受任何这样的程序，因此，她的驾照、护照、医疗处方，甚至是图书证上都依然将她的性别标注为男性。她针对挪威的侵权法律开展了艰苦的倡导运动，她与包括国际特赦组织在内的支持者所开展的行动取得了巨大胜利。2016年，挪威最终通过了有关法律性别认定的新法律，允许跨性别人士选择自己的性别。现在，为了彰显这一里程碑式的胜利，她已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珍娜•约翰。
“人人理应享有表达自身性别的权利。”
非洲
特拉冷•莫冯肯（Tlaleng Mofokeng）医生 —— 当女性仍被剥夺堕胎权时，她不愿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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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南非从事医生工作的特拉冷是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她不仅是尽忠职守的医学专业人士，更作为电台主播勇敢地从事性健康的倡导工作，将自己的呼声传播到四面八方。她说：“我不会停下来，除非女性的堕胎权受到尊重，并能安全地进行堕胎。在南非，每年都有妇女死于不安全堕胎，但政客却认为他们可以将女性的生育权当作政治工具。”特拉冷亦向强奸文化提出挑战，并致力于使健康护理人员不带歧视地尊重病患。她和本文讲述的所有女性一样，是一名真正的维权人士。
“全世界的人都认为他们有权对女性如何对待自己的阴道和子宫指手画脚。女性的健康似乎成了任何人都能随意发表意见的问题。”
美洲
康妮•格雷耶斯（Connie Greyeyes）——面对失踪的土著姐妹，她不愿袖手旁观……
© 国际特赦组织加拿大分部
康妮•格雷耶斯是一位“意外的”活动人士。居住在加拿大西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康妮是一名克里族（Cree）土著妇女，她意识到在自己所在的社区中，数目惊人的土著妇女失踪或被谋杀。她开始组织对这些妇女的家人进行声援，并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呼吁针对这些事件展开国家调查。官方数据显示，过去30年，加拿大有逾1千名土著妇女失踪或被谋杀。康妮同加拿大各地许多其他原住民妇女的努力已见成效，2016年，政府终于宣布将对此事展开调查。
“当我们团结一致时，便会如此强大。哪怕是在发现挚爱被杀后，也依然能够微笑。你怎能不被那些为自己的孩子到地狱走了一遭而且历经劫难的女性所鼓舞？你知道，那是抗争，并尽力伸张正义。你怎能不受鼓舞、不想继续抗争？”
卡拉•阿维拉（Karla Avelar）—— 当难民无法获得安全时，她不愿袖手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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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阿维拉是一名幸存者。她曾在萨尔瓦多受到团伙袭击，被人谋杀未遂，亦曾被关进监狱中，历经种种后，她幸存下来。如今，她领导着声援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及双性人的组织Comcavis Trans。这些人士在萨尔瓦多面临恐吓与暴力，在国内的处境岌岌可危，以至于不少人逃离该国成为难民。他们前往美国或墨西哥的路途常常变幻莫测，通过Comcavis，卡拉为这些人的逃离之路提供信息及其他帮助。然而，美国对于难民及移民入境的强硬立场令这些人士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这也是卡拉目前正积极致力于对抗的问题。
“特朗普的决策影响着成千上万人，尤其是同性恋者、双性恋者、跨性别者及双性人，他们是种族主义、歧视及袭击的受害者。美国政府非但没有保障移民的人权，反而正在抹黑他们，并将他们的行为认定为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