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权状况持续恶化。人权律师和活动人士报告了仅仅因为行使言论自由权和其他人权而遭受的骚扰和恐吓、不公正审判、任意、单独及长期拘押，以及酷刑和其他虐待。政府继续对生活在新疆的穆斯林施加政治灌输、任意大规模拘押、酷刑和强制性文化同化运动。数以千计的维吾尔族儿童与他们的父母分离。香港的《国家安全法》令香港出现了自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侵犯人权行为。香港在承认性少数群体（LGBTI）的权利方面进展有限。
针对中国各地严重侵犯人权行为的国际压力正在日益加大。6月10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反制裁法，旨在对抗外国制裁。
在出生率进一步下降的背景下，政府呼吁减少非“医学必要”的堕胎，并允许已婚夫妇最多生育三个孩子。
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
对人权捍卫者的严厉镇压仍在继续。当局以无理、定义宽泛、措辞含糊的指控逮捕并长期拘押了大量的人权捍卫者和活动人士。许多人权捍卫者在被拘押期间无法接触家人和自己选择的律师，亦无法获得有效的公正审判机制，据称遭受了酷刑和其他虐待。当局往往在个人获释后继续监视、骚扰和恐吓他们，并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
针对人权捍卫者和律师 的“709镇压”，史无前例地在中国各地实施一系列有协调的突击行动。事件发生六年后，许多律师仍身陷囹圄或受到严密监视。
自2018年1月被拘留并于2020年6月被判入狱四年的知名人权律师余文生5月9日获准在南京监狱接受其妻子和儿子的探视。据其妻子表示，他似乎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亦不断恶化。
法律学者许志永和前人权律师丁家喜在长期被禁止与外界接触的羁押后，于1月获准与他们的律师交谈。二人均透露，他们被绑在铁制的“老虎凳”上，四肢扭曲，这样连续多日，每天遭受10小时以上的酷刑。他们在10月被控“颠覆国家政权”。
许志永的女友、人权捍卫者李翘楚于2月6日再次被拘留。3月15日，她因要求释放许志永并予其更好的待遇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她的精神健康状况在被拘期间持续恶化。
10月20日，因为其他人权律师辩护而于2017年被正式拘捕的人权律师李昱函因被控“诈骗罪”和“寻衅滋事罪”受审。
前良心犯和人权律师高智晟多年来一直是弱势群体的重要代言人，他自2017年8月以来便处于失踪状态，确切下落和状况不明。
人权捍卫者杨茂东(笔名郭飞雄)于1月29日失踪，前一日早上，他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绝食抗议当局阻止他离开中国去美国探望病危的妻子。
人权律师常玮平于4月16日被正式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六个月前，他因公开详述自己在2020年1月被拘押期间遭受的酷刑而被警察拘留。在年底时，他被单独羁押在丰县看守所。
5月，作家、政府异议人士杨恒均接受了闭门审判。截至年底，判决结果尚未公布。他在被拘留的逾36个月中持续否认所有的间谍指控，并忍受了数百小时的讯问和虐待。
8月，非政府组织长沙富能的创始人兼工作人员程渊、刘永泽和吴葛健雄在一次秘密审判中被判处有期徒刑2至5年，原因是其倡导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权利。
11月5日，劳工权活动人士王建兵和#我也是（#MeToo）运动活动人士黄雪琴的家人收到了广州市公安局的逮捕通知书，称二人因 “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拘留。
民族自治区
政府采取极端措施，阻止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新疆）和西藏自治区（西藏）的自由通信、独立调查和准确报道。除了政府安排访问的少数例外情况，进出少数民族地区的渠道和旅行仍然受到严格限制，特别是对记者和人权组织而言。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继续要求进行访问，但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新疆
政府继续实施影响深远的政策，严重限制新疆穆斯林的自由。这些政策侵犯了多项人权，包括人身自由和安全权、隐私权、行动、意见和表达、思想、良心、宗教和信仰自由、参与文化生活、以及平等和不受歧视的权利。这些权利侵犯行为广泛而有系统地进行，成为新疆数百万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民族日常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自2017年以来，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幌子下，政府对生活在新疆的穆斯林进行了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权利侵害。这场运动远非对所谓的恐怖主义威胁的合法回应，而是表现出一种明显的意图，即：基于宗教和种族而集体性地针对新疆的部分人口，并使用严重的暴力、恐吓及任意的大规模拘押来根除伊斯兰宗教信仰和突厥穆斯林民族文化习俗。数十万来自以穆斯林为主的族裔群体的男女被监禁。另有几十万人，据某些估计逾100万人，被关押在被政府称为“培训”或“教育”中心的拘押营。在这里，被拘者遭受了无休止的强制灌输、身心折磨及其他虐待。审讯期间和作为惩罚使用的酷刑方法包括殴打、电击、压力姿势、非法使用束缚手段，其中包括被锁在“老虎凳”上、剥夺睡眠、被吊在墙上、极度寒冷和单独羁押。
尽管政府在2019年12月宣布，拘押营已被关闭，所有被拘者都已“回归社会”，但仍有可信的证据表明，许多在新疆被拘押的人已被转移并仍被拘押。大量家庭继续报告他们的亲属失踪，据信是被拘押了。
在2019年10月至2021年5月期间，国际特赦组织收集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中国政府至少犯下了以下反人类罪行：监禁或其他严重剥夺人身自由、酷刑和迫害。
政府阻止数以百万计的新疆居民自由交流。居住在国外的人往往无法获得在新疆的家人的信息。大规模的拘押运动，加上系统性的镇压，使在国外学习或工作的维吾尔族父母无法回国照顾他们的孩子。这些孩子几乎不可能离开中国与国外的父母团聚。一些家长报告说，他们的孩子被带到“孤儿营”，在那里，他们被禁止说母语或与家人交流。
2月，前女性被拘者公开表示，她们在新疆的“再教育中心”遭受或目睹了包括强奸在内的性暴力。中国当局没有透露任何针对这些指控的调查细节。相反，一名外交部发言人指责这些女性说谎、“品行低劣”、“私生活混乱”、“懒惰”、通奸，并患有性传播疾病。政府还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这些妇女的私人医疗数据。
维吾尔族科技企业家艾克拜尔·艾赛提（Ekpar Asat）在未经任何已知审判的情况下被以“煽动民族仇恨和民族歧视”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15年。据他与家人分享的信息，他自2019年1月以来便一直被单独关押，羁押状况导致他的健康状况恶化。
居住在新疆的哈萨克族妇女维丽娜·木哈太（Weilina Muhatai）和她的两个儿子穆哈亚提·哈力尤拉（Muheyati Haliyoula）及帕日萨提·哈力尤拉（Parisati Haliyoula）自2020年8月以来一直处于失踪状态。他们或因代表被监禁的丈夫和父亲开展活动而被拘押。在他们失踪后，其他亲属被告知，维丽娜·木哈太于2020年12月在拘押期间死亡。
维吾尔族妇女亚库甫‧玛依拉(Mahira Yakub)在住院治疗后于2020年11月底被送回新疆伊宁看守所，在那里，她无法会见家人或自己选择的律师。她于2019年4月失踪，并于2020年1月被以“为恐怖活动提供物质支持” 的罪名起诉，理由是她向在澳大利亚的父母转移资金买房。
中国当局继续向其他国家政府施压，要求将生活在国外的维吾尔族人遣返回国。伊德里斯．哈桑（Idris Hasan）在从土耳其飞往摩洛哥后于7月19日在卡萨布兰卡机场被捕。在被拘押逾五个月后， 伊德里斯．哈桑仍有可能被引渡回中国，在那里，他可能面临长期的任意羁押、酷刑及其他虐待。
西藏
藏族僧侣仁青持真（Rinchen Tsultrim）被以“煽动分裂”的控罪秘密审判并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零6个月，原因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政治观点 。他自2019年8月1日起被单独监禁，他的家人直到2021年8月才在中国当局提交联合国人权专家的答复中得知他的审判、控罪及下落。
言论自由
对网上言论自由的严格控制和限制仍在继续。2月8日，中国当局封锁了Clubhouse，在中国各地及其他地区，成千上万人用这一音频应用程序讨论包括新疆和香港在内的话题。《个人信息保护法》于11月1日生效，其进一步规制了网络空间并加强了数据本地化。微软旗下社交网站领英(LinkedIn)关闭中文版，原因是“中国的运营环境明显更具挑战性，合规要求也更高”
人权捍卫者、活动人士和公民记者冒着生命危险报道新冠疫情，他们是未经审查的第一手信息的重要来源。政府对他们实施了包括拘留在内的骚扰和报复。因报道当年早些时候武汉市爆发的新冠疫情而在2020年12月被判入狱4年的前律师张展开始部分绝食，以抗议自己被监禁。她的健康状况恶化，生命垂危。公民记者陈秋实在被拘押600多天后，于2020年2月获释。公民记者方斌在报道新冠肺炎疫情后于2020年2月失踪，目前仍然下落不明。
死刑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死刑执行国，尽管关于处决和死刑的数字仍然是国家机密，无法对其进行独立审查。
8月10日，因贩毒罪被判有期徒刑的加拿大公民罗伯特·谢伦伯格（Robert Schellenberg）在为期一天的重审中被加重刑罚，判处死刑。审判正值加拿大和中国之间发生外交争端。
与前几年一样，国际特赦组织的监测表明，在仍然适用死刑的46种罪名中，死刑主要用于惩罚与谋杀和与毒品有关的罪行。在这当中，有许多非暴力的行为，其并未达到国际法和国际标准规定的“最严重罪行”的门槛。两名维吾尔族前政府官员在新疆被判处死刑，据了解，前几年在新疆，死刑在严重不公的诉讼程序后被秘密地适用。
性少数群体的权利
作为中国主要的电视监管机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要求各电视台禁止所有所谓的“娘炮”（女性气质）男性出现在电视上，这是在全国范围内“清理”互联网上的性少数群体代表的运动的继续。新规定包括撤销被认为对年轻人“有害”和鼓励“极端”饭圈文化的内容。7月，当局关闭了数十个性少数群体组织的社交媒体账户。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9月发布的公告中，非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少数群体被描述为“不正常”和“低俗”。
香港特别行政区
在这一年里，当局迅速扩张了香港的国家安全法律体制，进一步加大了对“危害国家安全”这一过于宽泛定义的应用，以对人权实施过度限制。3月，中国大陆的立法机构通过了一项决定，减少香港立法会选举中的直选席位，并允许国家安全警察在选举前对所有候选人进行审查。10月，立法会通过了一部法律，允许政府审查被认为“危害国家安全”的电影。
《国家安全法》
2020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使人权受到侵犯，这是自1997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法律颁布后，香港的言论自由、和平集会和结社自由及其他人权状况迅速恶化。至少61个公民社会组织因该法产生的威胁而解散，这当中包括香港最大的职业工会和大型和平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在1月6日根据《国家安全法》拘捕了55人后，香港的政治反对派实际上已经被摧毁，这些人主要是民主派议员和活动人士。
有确切证据表明，《国家安全法》中规定的人权保障措施实际上毫无作用。在《国家安全法》下，和平的政治表达受到了不成比例的限制，甚至被定为犯罪。检控方在提出《国家安全法》相关指控时将法律实施前的事件作为证据，这违反了不溯及既往的法律原则。《国家安全法》第42条规定，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的个人将被拒绝保释，“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这种对保释推定的实际废除，违反了公正审判权和人身自由与安全权的核心原则。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底期间，警方逮捕或下令逮捕了至少161名与《国家安全法》有关的人。至少82人被正式指控，其中60人在年底时处于审前拘押中。
集会和结社自由
当局利用其他压制性法律，如《公安条例》，起诉和监禁参加和平集会和行使言论自由权的活动人士。警方继续以新冠疫情为借口，任意禁止和平集会。
年内，24名活动人士因参加香港一年一度的纪念1989年6月4日天安门广场镇压的烛光晚会，而被以“未经批准的集会”的罪名判处入狱4至16个月。人权律师、活动人士鄒幸彤被控“煽动他人参加未被批准的集会”，原因是她在社交媒体发帖，呼吁人们以自己的方式纪念这个日子。警方虽然允许举行大规模的露天集会，但其连续第二年禁止了六四蜡烛晚会。
国家安全警察利用《国家安全法》授予的广泛权力调查活动人士和公民社会组织。自8月起，他们给公民社会组织发信，要求其提供包括成员、工作人员和伙伴组织的详细资料，以及财务及活动的相关信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和民间人权阵线（民阵）的成员在拒绝遵守这些要求后，被控违反《国家安全法》。
当局的目标是那些获得广泛支持和有能力动员民众的公民社会团体。在当局的“巨大压力”下，香港最大的教师工会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和最大的民主劳工权益组织香港工会联合会分别于8月和9月停止运作。警方指控支联会和民阵是“外国代理人”并“与境外势力勾结”。警方将每年的六四烛光晚会作为支联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证据。9月6日，支联会及其最近辞职的四名委员会成员被控煽动颠覆。警方还冻结了支联会的财产。10月，香港行政长官下令将支联会从公司注册处除名，理由是该团体“结束（中国）一党专政”的目标威胁到了国家安全。
10月25日，国际特赦组织宣布因《国家安全法》带来的风险和限制关闭其在香港的两个办公室。
言论自由
香港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媒体、网络以及学校和大学言论自由的控制。自1月起，当局命令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切断对据称“危害国家安全”的网站的访问。7月，警方以合谋传播煽动性材料为名拘捕了五名言语治疗师 ，在此之前，他们出版了描述政府自2019年以来的镇压运动的儿童书籍。政府稍后撤销了言语治疗师工会的注册。8月，四名大学生被控“鼓吹恐怖主义”，原因是其在学生会会议上通过了一项动议，悼念一名刺伤警察后自杀的男子。
当局继续拘捕、指控并监禁合法和平表达和结社的个人。1月6日，警方根据《国家安全法》逮捕了55名政治反对派成员，原因是他们在2020年为后来被推迟的立法会选举组织并参与了其自己组织的“初选”。其中47人稍后被控“阴谋颠覆”。根据《国家安全法》，高等法院和地区法院对和平行使言论自由权的个人判以重刑。活动人士马俊文被以“煽动颠覆”罪判处入狱五年零九个月，原因是其呼喊口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和接受采访。学生活动人士钟翰林因为莫须有的煽动罪和洗钱罪被判入狱三年零七个月。
对媒体的限制
香港唯一的泛民主日报《苹果日报》于6月24日被迫停刊，在此之前，警方依照《国家安全法》拘捕了该报创始人黎智英、五名高管和两名编辑人员。警方指控该报“与外国势力勾结”，发表有关外国政府对中国和香港政府官员实施制裁的文章。当局随后冻结了与《苹果日报》有关的公司所拥有的1800万港元（232万美元）资产。12月29日，立场新闻的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成员因 “煽动性出版物 “被捕，这是一项过时的殖民时代的规定，最后一次被修订是在20世纪70年代。国家安全警察突击检查了这家在线新闻机构，当局证实他们冻结了超过6100万港元（约780万美元）的资产。立场新闻于同日停止运营。
政府对公共广播公司香港电台（RTHK）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删除了其在线档案中的所有视频，解雇了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主持人，并撤销了不遵循官方路线的节目。
性少数群体的权利
政府未能给予香港的同性伴侣平等的权利，而是继续以零星的方式承认同性伴侣的权利。3月，一名同性恋鳏夫对政府提出了司法审查， 原因是他不被承认为已故丈夫的近亲，这使他无法确认配偶的遗体或安排葬礼。随后，他撤回了这一法律诉求，因为政府澄清，在有关此类问题的政策中，同性伴侣和异性伴侣并无区别。6月，高等法院裁定，住房补贴政策构成基于性取向的歧视，同性伴侣应被允许拥有补贴住房。
尽管香港政府于2014年成立了性别认同跨部门工作小组，并于2017年进行了谘询，但其在性别认同法律的制定方面却毫无进展。
鉴于《国家安全法》带来的风险，台湾同志发展协会决定不派队参加2023年在香港举行的同志运动会。